正义的可能-精装本

正派社会与正派的人
一
那天去看电影《白鹿原》，散场后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对 于黑娃、田小娥这些二十年前让我血脉贲张、眼红心热的角色通 通无感，反倒是白嘉轩、鹿三这两个古板硬气到冥顽不化的老家 伙叫我感怀不已？
毫无疑问，我既不认同白嘉轩代表的纲常伦理，更不接受鹿 三的杀人行径。思来想去，只有一种解释：白嘉轩与鹿三这一主 一仆，尽管地位悬殊，但穷且弥坚的品性却是出奇的一致，无论 大时代如何变迁动荡，也不管社会怎样信仰大破、人欲横流，在 他们的眉宇间总能找到“堂堂正正，自尊正派”这八个大字。
没错，就是“堂堂正正，自尊正派”，虽然白嘉轩不能与时 俱进，虽然鹿三有些愚昧甚或残忍，但是他们始终把腰板挺得直 直的，试图活出一个人样来。
白嘉轩无疑浓缩了中国儒家的道德理想人格，然而，这样的正派人生绝非儒家精神的专利，正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非儒家传统的西方人同样推崇并且能够培育出正派的品格。 美国**夫人米歇尔就给我们讲述了类似的故事，在不久前
的美国总统竞选造势大会上，米歇尔自述她的父亲是城市水厂的 一名泵浦操作员，患有多发性硬化症，饱受病痛折磨，不良于行， 但是米歇尔从小看到的却是这样一番场景：每天早晨，父亲抓紧 他的助步器，用浴室的洗脸池支撑着自己的身体，缓慢地刮好胡 须，扣好制服去上班。当结束了漫长的一天工作后，他再一点一 点地挪步上楼回家，拥抱米歇尔和她的哥哥。
米歇尔说：“无论多么艰难，我父亲从未请过一天假……” 为了让兄妹俩接受良好的教育，父亲哪怕贷款也要资助他们读大 学，“他从未让我们因为姗姗来迟的支票而错过任何一个报到截 止日期”。对于父亲来说，衡量生命成功与否的方式就是“能否 靠工作让自己的家庭过上体面的生活”。
这个家庭之所以能够安贫乐道，“不嫉妒其他人的成功，也 不在意其他人是否比他们拥有更多”。是因为他们相信这个国家 能够给他们未来，相信这个制度能承诺他们希望——“哪怕你出 身贫寒，只要你努力工作，做好本职，那么你就能让自己过上体 面的生活，而你的子女和他们的孩子也会过得越来越好”。
也正是因为能够积极地接受并且认同政治制度，因为有了父 辈的言传身教，“我们学会了做自尊正派的人——努力工作远比 挣钱多少重要，帮助别人比自己争先更有意义。我们学会了做诚 实守信的人——要讲究真相，不能妄图走捷径或耍小伎俩，以及 公平争取来的成功才算数”。
美国《赫芬顿邮报》评价这场演讲：“包含了个人情结与国
家政策，可算是米歇尔迄今为止*为政治化的一次演说。”然而 在我看来，米歇尔的演讲之所以成功，不在于它的政治化，而恰 恰在于她还原了政治的本来目的，让人们明白政治不应该是尔虞 我诈的权力斗争，而应该是并且始终是关乎国民的良善生活，是 为了让千千万万的个体能够过上有价值、有尊严的正派生活。
二
据说完整版的电影《白鹿原》，*后一幕发生在鼎革之变后， 已经荣升滋水县**任县长的白孝文在群众集会上侃侃而谈，垂 垂老矣的白嘉轩站在台下无声地咳嗽，在西北漫天的狂沙中，慢 慢地弯下腰去。
我愿意把它视作一种隐喻。虽然孔子说“导之以德、齐之以 礼，有耻且格”，但是当儒家的道德理想脱离了赖以依存的文化 土壤和政治架构，“有耻且格”（羞耻心与正义感）便将面临皮 之不存毛将焉附的结局，因为在残酷的政治现实和强大的意识形 态宣传攻势面前，再挺拔的脊梁都会以不自觉的方式弯曲。
1952 年，“三反五反”期间，中国哲学史家冯友兰先生在清 华大学做思想检查，几次下来，群众“反映很好”，但领导却认 为他“问题严重”“不老实交代”。逻辑学家金岳霖前去探望意 志消沉的冯友兰，神情激动地对他说：“芝生，你问题严重啊， 你一定要好好检查，才能得到群众的谅解。”冯友兰喃喃自语：“我 问题严重，问题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