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大学政治学丛书:当代中国社会利益关系问题研究

　　《当代中国社会利益关系问题研究》：　　“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①《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的这句话，涉及一个政党执政地位的获取、维护和巩固问题，体现着政党与公共权力相互结合的内在规律，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执政规律认识的深化。寻求合法性资源的理念和模式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执政规律认识的程度，更会在实践中巩固或削弱执政合法性基础。需要说明的是任何一个政党不会存在单独诉求一种合法性资源，都是诉求多种合法性资源的集合体。只不过诉求合法性资源的重点有很大差异，这种差异就反映了不同政党的执政理念和模式。　　“合法性资源”是一个涉及多学科的、复杂的综合概念，它是随着对合法性概念研究的深入拓展而出现的，合法性资源是合法性基础延伸的结果。尽管西方政治学的代表人物并没有对政治合法性资源做过专门的论述，但他们的学说中也涉及和探讨过政治合法性资源的内容。西方学者间接涉及合法性资源，是从论述政治合法性基础开始的，政治合法性基础是指国家取得合法性的依据，其实质也就是搞清楚统治者靠什么获得公众的自愿服从，公众服从的心理动机是什么。在这里统治者靠什么获得公众的自愿服从就是指获得那些政治合法性资源。在中世纪，人们把合法性的基础与自然法中的“同意”结合起来，大众同意（公民共同意志），成为合法性的根本基础。在近代，卢梭**次提出“社会公意”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　　马克斯·韦伯对不同政体的合法性基础做了细致的分类。他认为传统型权威的合法性基础取决于统治者的世袭地位和制定、执行法律时遵循的习俗；个人魅力型权威的合法性基础依靠个人的英雄气概和领袖气质的超凡感召力；法理型权威的合法性基础依靠由理性制定的规则建立起来的“权限”。韦伯对不同政体合法性基础的论述已直接涉及对合法性资源内容的分类。但这种分类的缺陷是对不同政体依赖合法性资源的差异之比较，没有说明不同政体所依赖的合法性资源的共性。　　戴维·伊斯顿在《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一书中对合法性的基础进行了更为具体的探讨，他把合法性的基础和来源分为三个方面：意识形态来源、结构来源和个人基础。所以，每一个政治系统都想方设法通过宣传自己的意识形态来加强其合法性纽带。结构就是一定的政治制度和规范，借助于结构，每一个政治系统当局发挥作用就有了角色依据，同时也为控制政治权利的使用提供了标准。合法性的个人基础指的是凭借执政者的个人品质而赢得系统成员的信任和忠诚。上述三种合法性资源相互影响和作用，共同为政治合法性基础的巩固提供了来源和条件。　　综合这些和西方其他政治学者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合法性资源内容包括三个方面：（1）意识形态的资源。人们对政治权力的认同、信仰和价值判断，这是合法性资源的*深层次因素，它是巩固执政合法性的核心因素，是人们从心理和信仰对政权的价值认同，它是对政治和经济层面认同的提升。所以，历代统治者非常注重意识形态资源的对统治稳固的重要性，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2）政治层面的资源。合理的政治制度和规则，并在这种制度和规则上运行的政治模式。（3）经济层面的资源。主要包括政绩效绩和有效性，主要是指一个政治权力主体取得的实际成效，包括经济发展和繁荣，战争的胜利、国际认可等。这种合法性资源的分类是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论述，这个视角是从社会结构的横向比较来分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