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情本教育思想研究

　　《先秦儒家情本教育思想研究》：　　先秦的宇宙生命观是先秦学术的思想基础。紧跟这种思想基础，往下要追问的就是“天人关系”问题。有什么样的宇宙生命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天人关系。到了孔子时期，孔子进一步创造性地发展了这种关系，完善了“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1989年9月，钱穆先生口述《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之贡献》一文，认为“天人合一”观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对天人关系的不同认识，形成了各家学派的分野，而先秦诸子的天人观是建立在漫长的远古天帝崇拜的基础上的。这是先秦儒家对传统天人观的突破，也是儒家自身的突破。　　（一）先秦天人观的演变　　1．由“帝”到“天”——周对殷的突破　　考察殷周文献，先民并不是一开始就把“天”作为对至高无上的权威的称呼。殷商人崇拜的是“上帝鬼神”。《礼记·表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当时的宗教信仰具有原始的自然崇拜的印记。殷商的卜辞中经常出现“帝”，“帝”可以令风雨，可以福王、佐王，也可以作王祸，还可以干涉战争等人世间的种种事件。这就是殷人心中的那个“至上神”。据学者考证，“帝”作为至上神出现在卜辞和殷末金文中就有二百多次，而在众多的甲骨文字中，作为至上神称谓的“天”字一次也没有出现过①。“天”作为至上神也曾出现于一些殷代旧典籍中，如《尚书·商书》《诗经·商颂》等，但一般认为这些文献多是后世传抄或追录的东西，其所用的语言文字、所持的思想观念，很可能打上了传抄、追录时代的印记，所以“真伪难分，时代混沌，不能作为真正的科学研究的素材”②。郭沫若先生在《先秦天道观之进展》一文中说：“这儿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便是卜辞称至上神为帝，为上帝，但决不曾称之为天。天字本来是有的，如象大戊称之为‘天戊’，大邑商称之为‘天邑商’，都是把天当为了大字的同义语……天字在初本没有什么神秘的意思，连《说文》所说的‘从一大’，都是臆说。卜辞既不称至上神为天，那么至上神称天的办法一定是后起的，至少当得在武丁以后。我们可以拿这来做一个标准，凡是殷代的旧有的典籍如果有对至上神称天的地方，都是不能信任的东西。那样的典籍，《诗经》中有《商颂》，在《尚书》中有《商书》。因此，殷人所尊奉的至上神是‘帝’不是‘天’。”殷人为什么用“帝”字？很多学者包括郭沫若有专门研究，此处限于篇幅不赘述。　　殷人将天命寄托在以“帝”为代表的至上神上。这个“帝”也是其祖先。殷人认为祖先、先公先王的祖灵能够保佑后世子孙，理应受到尊崇。所以，殷人的祭祀极为隆重复杂。殷人认为，“帝”与自己的氏族有血缘关系，人们必须按照“帝”的旨意行事，而与“帝”感应的方式是占卜。“帝”是宇宙*高主宰，决定人世间的一切，人们只能屈从。殷统治者也将自己的统治权归为“帝”的赋予，下民是不能改变的。而先民由于把握自然以及自身命运的力量的微弱，也自然而然将这种“帝”的力量转化为“命”。殷商统治者重鬼神而轻人事，这是它灭亡的直接原因。　　周人取代了殷人，也扬弃了殷人的文化。“殷因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从两周金文和文献来看，出现了“帝”“天”并用的现象。　　之所以出现“帝”“天”并用的现象，一是因为周毕竟曾是殷商的臣属，不可避免地受殷商文化的影响。殷商之所以能取代夏，并统领各部，其文化在当时肯定有先进性和代表性。周为殷人臣属，《史记·殷本纪》记载，周文王为商纣王三公之一，纣王赐命“西伯”。《诗经·大雅·大明》云：“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日嫔于京。乃及王季，维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文王的母亲就是殷人。“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论语·泰伯》）周无论在政治上还是文化上，都曾以殷商为学习对象。所以，周人很可能也真心信奉过“帝”，但其本民族也发展出了自己的“天”的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