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研究译丛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典藏本)/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

　　《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典藏本）/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　　在这些文件空白处所加的附注中，孙逸仙试图以“经验丰富的苏联领导人感兴趣的是与我们的政党合作，而不是与没有经验的以学生为主的共产党合作”这样的评论来安慰右翼领导人。然而，他并没有否认文件中根本性的指责。　　实际上，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进行政治活动的概念是一个自相矛盾的陈述。党员的共同行动是列宁主义共产党及其原则概念的*精华部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用了足够的时间领会它。尽管在其内部可能存在分歧，但是没有证据表明在整个国共合作期间中国共产党不是表现为国民党内部一个统一的有纪律的集体。的确难以找到中国共产党上层人物是以“个人”身份而不是以党员身份活动的例子。　　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不仅成功地赢得了群众运动中的主导地位，而且尽一切努力保持了在国民党框架内对运动的独立控制。　　事实上，1925年“五卅”惨案所激起的群众力量的极大高涨，某种程度上是自发的爆发。由青岛和上海日本纱厂工人罢工唤起的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在沿海大城市，不久又在乡村掀起了一股群众的民族情绪，令人惊奇的是，甚至唤起了中部和南方地区处于麻木中的贫苦农民阶级。然而，中国共产党迅速利用了这个民众力量的高涨，中国共产党的年轻的狂热分子不久在组织群众方面抢在了国民党新三民主义之前。因为尽管孙逸仙的演说有所涉及，国民党的新三民主义纲领即使在这一国共合作早期，仍没有对群众力量的潜能给予适当的评价。　　然而，更重要的是，在群众活动方面赢得*初优势之后，陈独秀的领导就尽一切力量保持对群众运动的控制。尽管是在国民党的旗帜下进行的，陈独秀的领导仍然尽一切力量保持对“中华全国总工会”和新成立的“农民协会”的共产党的完全领导。在1926年7月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农民问题决议》的报告清楚地说明了在这个时期党的领导人的态度。它指出：“农民协会对国民党关系，在组织上是独立的，不可成为党的附属品。”它还补充说：“我们的党，在一切农民运动中，应努力取得指导的地位，应在每个*低级的农会内，均有党支部的组织，为这个农会行动指导的核心。”　　当时的叛党分子施存统在1928年的一本回顾性小册子《中国革命的问题》中指责说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上存在一个根本性的矛盾。虽然中国共产党大声宣布其国民党应该拥有群众基础的主张，但是它并不愿将对群众的领导权让与国民党。当时官方的党的路线的代表，而非陈独秀的朋友的恽代英在他的答复中并没有否认施的主张，而是仅仅指出，“党拒绝鼓励工人和农民加入国民党的原因是害怕他们可能受到资产阶级影响”。1927年共产国际代表曼达连（Madalian）在他的小册子《为什么共产党失败了》中引述陈独秀的话，意思是说陈独秀不想让工人加入国民党是因为他们可能受到右翼影响。　　即使托洛茨基和艾萨克斯在他们所有对斯大林路线的攻击中，都心照不宣地认为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对群众运动的有效领导。的确，如果托洛茨基不认为中国共产党具有对群众的充分领导以至于可以在政策上做出根本转变，那么他就不可能在1927年4月之后提出建立工农苏维埃的主张。　　由此清楚地看到，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放弃它的组织上的独立性，并没有放弃在群众中的组织工作，相反，在国民党的“新三民主义”纲领在组织群众方面显示出任何效果之前，中国共产党设法在这些活动中赢得了主导地位。然而，在政策领域，中国共产党被其与国民党的这种特殊联盟捆住手脚。如果有任何“机会主义”存在的话，那么这就是它的根源。因此，在评判陈独秀的“机会主义”问题时，他对于国共联盟的态度，必然成为我们的主要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