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乡愁与认同:现代中国作家的故乡书写

“乡愁”作为认同之路 “乡愁”与“认同”均是当今时代的热点话题。不过多数人把“乡愁”理解为一种情绪、情感或情结，将它与“怀旧”等同，而忽略了它作为一种现代中国文学话语所具有的回望“过去”却面向“未来”的建构性功能。作为时空变化与距离的产物，乡愁是人类普遍性、本真性的情感。尤其是在中国文学和文化中，“故乡”已成为原型意象，对故乡的表达——乡愁——已深入中国人的潜意识中，成为某种集体无意识，使得“还乡”成为生生不息的文化母题。到了现代，中国人对故乡的感受和体验都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乡愁不再止于一种怀念性的情感抒发和叶落归根式的愿望表达，而成为现代个体通过语言表述寻求意义、表达自我、创建“家园”的话语建构活动。 所谓“认同”，指的是通过某种文化和视界，个人和群体以话语再现的方式获得方向感、确定性和意义的建构行为。正是通过在过去—现在—未来之间建立连续性，通过尝试回答“我（们）是谁？”“我（们）来自哪里？”“我（们）走向何方？”等问题，乡愁书写的行程与认同的过程重叠、交叉起来。换言之，乡愁书写作为一种建构性的认同话语，已经成为现代性和全球化语境下现代中国认同的主要途径之一。 这里所谓“现代性和全球化语境”，在时间上指的是自1840年迄今仍在进行的中国现代性历史进程（包括现在中国文学史教科书通称的“近代”“现代”和“当代”三个阶段），在空间上指的是中国和世界各地，以母语——现代汉语作为书写语言的写作区域。乡愁书写与现代中国认同问题的关联源自中国现代性语境的出现。作为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对“现代性”的既被迫又主动的追寻使得现代中国一直被置于一种乡村/城市、中国/西方的二元对立结构及传统/现代、进步/落后、文明/愚昧诸种不平等的价值冲突中。“乡愁”与“认同”既是时代与文化裂变和转型的产物，也是对这一系列对立和冲突的回应，同时也应该被置于这些对立和冲突的困境中去理解。在这一语境下，“故乡”已经不单是一个地理和情感的空间，也是一个文化和意义的空间，一个复杂的话语场域，而乡愁书写作为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症候，则表征出现代中国人传统断裂、价值失范、情感和精神无依等困境，是所谓“认同危机”（“现代性的无家可归”）的集中体现，同时也提示了一种将乡愁书写与现代中国的认同关联起来，探讨一条乡愁认同途径的可能性。 从文学史的角度看，现代华文文学中以乡土、怀乡为题材和主题的作品蔚为大观。在中国的现代早期（或者说全球化的初级阶段），从20世纪的“乡土文学”到“京派文学”，“怀乡”作为主题一直与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两大主题“革命”和“启蒙”并立，出现了鲁迅、废名、沈从文、萧红和师陀等代表性作家。1940—1980年代（现代中期），“故乡”一度被具政治意味的“农村”所取代，“农民”（而非还乡者）成为文学书写的主人公，个体的乡愁隐而不显。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现代后期或所谓全球化时期），中国再次被全面融入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潮流中，随着“寻根文学”的出场，以及莫言、贾平凹、阎连科、刘震云等作家相关作品的出现，乡愁重新在当代文学中蔓延开来，并在21世纪有愈演愈烈之势。在中国港、澳、台地区以及海外，由时空暌隔所致的乡愁更一直是文学中绵延不绝、经久不息的话题和主题，其中余光中、白先勇、陈映真、李永平、朱天心、黄碧云等早已成为乡愁书写的代表性作家。与此同时，移居海外的中国作家如北岛、杨炼、严歌苓、张翎等也加入乡愁的书写者行列。这些书写者，出生地各异，生活在不同的地方，意识形态不同，但在一种共同内驱力的驱动下，都参与了关乎中国人生存处境和归属的“故乡”的建构。可以说，乡愁书写发生、兴盛、压抑、嬗变的行程与现代中国认同的曲折过程相始终，难分彼此。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继续推进，越来越多的中国（华）人走在背井离乡的路上，“乡关何处”或者说认同难题再一次成为我们时代文学和文化的焦点问题。近年来中国文学和文化中众多热点问题如“国学与读经”“乡村的衰败”“童年的消逝”“信仰的缺失”“宗教的复兴”等都与这一问题有关。而2013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后，“乡愁”亦成为官方与民间的热门词语。这些无不在提醒我们，在全球性的移民、流亡和迁徙使得地域、民族国家和文化的疆域一再被突破的时刻，自我、文化的认同和情感、精神归属问题反倒变得急迫起来。2012年，中国乡愁书写的代表性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是一个信号（之前获奖的奈保尔和库切也是离散和乡愁的书写者），表明“故乡”和乡愁书写仍然是世界文学的重要主题，文学与认同的问题也变得越来越具普遍性和症候性。因此，以乡愁与认同的内在关联问题为切入点，对乡愁书写这一肇始于19世纪、兴盛于20世纪，并将贯穿于21世纪汉语文学的话语实践进行整合性的梳理和研究，对将长期置身于现代性难题中的汉语写作无疑会有启发，对身处现代性困境中的华人的情感和精神安置也意义深远，从中更可探寻21世纪全球华人的认同和归属问题，凸显出回望“过去”的乡愁书写对于“现在”及“未来”的意义：一方面通过建构“中国/中华”认同，寻求中国现代性困境的突围，探索一条具有汉语文化特色的乡愁认同之路，为世界性的认同难题提供启示；另一方面，现代汉语的乡愁书写作为认同建构的话语实践，也分别丰富、改写了乡愁与认同理论，形成一种可以称之为“乡愁认同”的话语实践，其经验和方法值得总结。 国内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乡土文学领域： 有的着眼于“乡土情结”，凸显作者在城乡之间、理智和情感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如赵园的《地之子》）；有的从现当代文学史的角度对“乡土文学”进行梳理（如丁帆的《中国乡土小说史》）；近年来研究者开始将乡土文学创作与理论置于现代性的视域中进行讨论（如张丽军的《乡土中国现代性的文学想象： 现代作家的农民观与农民形象嬗变研究》，余荣虎的《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理论流变史》等）；亦有研究者注目现代小说“还乡”母题的研究（何平《现代小说还乡母题研究》）。以上研究主要关注作为思潮和流派的“乡土文学”和乡土题材的创作，而乡愁书写作为与现代性进程相始终的文学叙事，既不能够被“乡土文学”思潮和流派所限制，亦非乡土题材创作所能概括。 在上述研究中，无论是“乡愁”还是“乡愁话语”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体现在： 1．研究者在注目“乡土”“乡村”“农村”和“农民”的同时遗忘了“乡愁”（而在鲁迅对“乡土文学”的描述和他本人的创作中，“乡愁”都是一个关键词），乡愁往往被约定俗成地视为某种“情绪”或“情结”，或被存而不论，或被泛泛而论，“故乡”之于现代中国个体人生的“源头”意义和叙事的“开端”意义由此被忽略。 2．研究者囿于启蒙视野和传统的现实主义规范，将乡土写作视为对乡土（故乡）的现实反映，而忽略了乡愁作为“书写”是立足“现在”，通过回眸“过去”而面向“未来”的话语实践，忽略了乡愁书写的想象性和建构性，也就遮蔽了经由乡愁书写而创建的“故乡”作为“家园”的归属性和超越性价值，乡愁书写作为具有汉语文化特色的认同建构之路的价值也被忽视。 除此之外，海外的相关研究一般比较注重单个作家作品的研究，较多关注中国大陆之外的华文作家，多注目“文化乡愁”“中国想象”等方面，而对更原初的、源自“人生**哭处”的本真性乡愁的关注不多，也缺乏对跨区域跨文化的乡愁与认同的整合性研究。 因而，立足整个华文文学世界，以“乡愁与认同”为线索，将海内外相关作家进行关联性与比较性的研究就成为必要。乡愁与认同建构问题是进入现代汉语文学和文化语境的一条绝佳通道，打通这一通道，需要一种全球性的空间和时间视野，一种将世界范围内华文文学包容进来的眼光。不久前研究者提出的“华语（语系）文学”和“汉语新文学”概念，就透露出放眼全球华语文化圈，展开对华语/汉语文学进行整体性把握和研究的意图。其代表人物之一王德威以“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为线索，立足华语文化圈梳理中国古代抒情传统的现代流变历程。而乡愁书写作为具有华人文化特色的抒情方式，在中国抒情传统的现代性转变和华人世界的认同建构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形成了一种可称之为“抒情认同”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