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说 漫长的星期六:斯坦纳谈话录

阿德勒：乔治.斯坦纳，您的朋友亚历克西.费罗南柯在您那本《埃尔纳手册》里提到了您的手臂，提到了那个畸形的人体部位。他还说，或许您一生都在忍受它带来的痛苦。但您从未提起过这件事。 斯坦纳：我自己当然很难对此事作出客观的评价。我母亲的天赋改变了我的人生。她是个了不起的维也纳女人。毫无疑问，她会讲好几种语言：法语、匈牙利语、意大利语，还有英语。她有一股秘不示人的荒唐的傲慢，完全是个人性的傲慢。她还有一种非凡的自信。 我那时大概三四岁吧，记不太清了，但这个小插曲决定了我的人生轨迹。*初几年非常难熬，因为我的胳膊几乎是绑在我身体上。治疗过程也很痛苦，我不断地换疗养院。然后她跟我说：“这可是意料之外的幸运！这样你就不用服兵役了。”真正改变我人生的就是那次谈话。“你多么幸运啊！”她能这么思考问题确实有点奇特，不过这是真事儿。于是我比那些服兵役的同龄人早两到三年接受了高等教育。 想想看：妈妈竟然会这么说！我很讨厌现在流行的医疗文化，它用一些委婉的词汇来指称残疾人，它试图解释说：“我们将这一切都看作社会优抚……”根本不是这样。这是一件很痛苦很严肃的事，但也并非没有好处。在我成长的年代，小孩子没得吃阿司匹林和牛轧糖。当时还有一种不用系鞋带的鞋子，穿起来特别便捷。我妈妈说：“不行，你必须学会系鞋带。”我发誓，这真的很难。任何一个双手健全的人都不会去想这件事，但系鞋带真是一项不可思议的技术。我又哭又闹，六七个月后，才终于学会。这时妈妈对我说：“你可以用左手写字。”我拒绝了。于是她将我的右手背到我身后：“你要用这只残疾的手来写字——没错。”她就开始教我。我学会了用残废的手去画表格、画素描。这是一种努力的形而上学，也是意志力、 自律和幸运的形而上学，但*重要的是，从这种形而上学中你能看到自己巨大的天赋。它陪伴了我终生。 我想，这一切让我理解了病人的某些境况和问题，那是阿波罗很难体会的，也是拥有完美身躯、绝对健康的人所无法理解的。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痛苦，与心智上的努力之间究竟有何关联？显然，我们对此仍知之甚少。别忘了，贝多芬是个聋子，尼采罹患偏头痛，苏格拉底也长得很难看！努力去观察别人究竟克服了什么困境，这很有趣。面对别人的时候，我经常问自己 ：他或她经历过什么，战胜过什么，或者遭受过怎样伟大的失败？ 阿德勒：在《勘误表》一书中，您谈到您的父亲，一个维也纳人。他很快就觉察到纳粹主义的来临，于是带着一家人迁往巴黎。所以您是在巴黎出生的。您很年幼的时候，有一天和您的母亲被卷进了街上的一次游行，当时人们都在大喊：“犹太人去死！” 斯坦纳：没错，后来它被称作“斯塔维斯基丑闻”。那次事件并不著名，人们之所以记得是因为法国右翼势力经常谈及。当时在街上的游行者当中有一个叫拉罗科上校的男人。在今天看来，他只是个阴沉又好笑的人物，在那个时代却被很严肃地看待。我当时就在旁边的冉松-萨伊中学，和奶妈沿着蓬普街一路跑回家，因为一小群极右翼示威者正在拉罗科上校的指挥下行进，高喊：“犹太人去死！”口号内容很快就变成：“支持希特勒，打倒人民阵线！”这一切发生在布尔乔亚犹太人聚居的街区（蓬普街，保罗-杜梅大道）。妈妈倒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出于对老派习俗的尊重，对我们——也就是我和奶妈——说：“啊！快把窗帘拉下来。”这时我父亲回家了，反驳道：“快把窗帘拉上去。”他把我抱到阳台上。我能记得当时的每一帧画面：“犹太人去死！犹太人去死！”他很镇静地对我说：“这就是历史，你永远不要怕。”对于一个六岁的孩子来说，这些话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从那时起，我知道那就叫作历史，而害怕是一件可耻的事。所以我努力让自己不再害怕。 我这么早就知道希特勒是谁，这无疑是一项巨大的特权。这也算是我的一次意外的教育吧。从 1929 年我出生以来，我父亲就清醒地预估了未来的形势。我翻过他的私人日记。没有什么事能让他感到惊讶。 阿德勒：所以您父亲预感到纳粹主义将点燃整个欧洲，于是决定带着你们去美国。那是在怎样的情况下？ 斯坦纳：法国总理保罗.雷诺在*后一刻绝望地发现整个国家急需格鲁曼歼击机，我父亲就和其他财经专家一起被派往纽约，负责为法国购买歼击机的谈判事宜。他到纽约后，发生了一件神奇的事情。他们忘了纽约是一个完全中立的城市，所以那里也充斥着执行外派任务、衣领上戴着右旋十字徽章的纳粹分子，以及各种纳粹银行家，他们也来订购军火或是开展经济谈判。在“华尔街俱乐部”，我父亲曾经的一个密友——至今仍存在的大公司西门子的负责人——在一张桌子旁认出了他，让人送一张纸条过来。我父亲当众撕掉了它，并没有转过头去。他既不愿意听朋友讲话，也不愿意看他。但朋友在洗手间等着他，并且揪住他的肩膀说：“你必须听我说完。1940 年初我们将踏平法国，就像刀子切热黄油一样。不论付出多大的代价，你都要把家人从那里带走！”这段故事发生在决定性的万湖会议之前，但那些大银行家，以及德国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们，通过波兰的目击证据和进驻波兰的德意志国防军的情况，就已经预测到要发生的事。他们知道所有犹太人都将被杀害。虽然不知道怎么杀，采取什么具体的方法杀，但他们知道在原则上，犹太人将遭到屠杀。 那是 1940 年，就在德国入侵前夕。所幸，我父亲把这些警告和提醒当真了。感谢上帝，然后他请求保罗·雷诺让我们全家——我妈妈、我姐姐还有我——去美国探望他。雷诺同意了，我妈妈却要拒绝：“绝对不行！要是离开法国，孩子们就没法通过高中会考。我的儿子就没法进法兰西学院了！”幸亏我们家是典型的犹太家庭，我父亲的话能起到决定性作用。于是我们得以在德国侵略法国之际离开巴黎，逃上一艘即将开往热那亚的美国邮轮。要不然，我今天还能活着吗？有人说德国人并不知情，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不是我的虚构——有些德国人确确实实知道，从1939年年末开始，从波兰发生的那些事件开始，大屠杀就已经启动了。当然，他们被禁止谈论这件事。但假如你是西门子的总裁，就能得到消息，因为德意志国防军参谋部内部谈论了在波兰发生的事。我们就这样成功捡回了一条命。 阿德勒：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您在书中多次提起，您怀有一种罪恶感或者说是一种局外人的感觉。 斯坦纳：没错，这种感觉很强烈。在冉松-萨伊中学，我班上只有两个犹太人幸存下来。但这个班原本全是犹太人，因为冉松-萨伊中学类似于年轻人的“犹太学院”。其他人都被杀害了。我每天脑子里想的都是这件事。偶然性，幸存者的蒙特卡洛赌场，高深莫测的幸运彩票。为什么其他孩子和他们的父母都死了？我想任何人都没资格去理解这件事。我们没法理解。我们唯一能感受到的东西就是：“这里面有偶然性……非常神秘的偶然性。”如果信仰宗教的话——我不信教——就会在其中看到命运。否则我们就必须勇敢地说：“这完全是一场抽奖，而我抽到了好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