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在华西方人眼中的上海解放

　　1949 年4 月 上海战争的阴云已经密布在这座“世界第四大都市”上空，上海英美人的生活却如一些商户贴在门上的英文告示那样：“一切如常”（Business as usual）。静安寺路的大光明戏院和林森中路的国泰戏院门口挂着大幅招牌，上映着好莱坞喜剧电影“康尼岛”。茂名南路的兰心戏院竖着广告牌，英美侨民剧团的话剧《活在当下》每晚八点在这里上映。外滩汇中饭店的咖啡厅里，洋行大班不紧不慢地品味着服务生递上的清咖，翻看着当天的《字林西报》。跑马厅的足球比赛一场接着一场，历史悠久的圣芳济学堂队即将迎战上海英国学校队。而人们还在津津乐道着几天前这里的一场精彩比赛。上海国际足球联队在上半场1:5 落后英国海军足球队的情况下，连扳六球，以7:5 赢取了一场奇迹般的逆转胜利。西郊的虹桥高尔夫球场迎来了开球季，南郊的龙华国际机场也繁忙如常，西方世界德高望重的传教士斯坦利·琼斯搭乘美国西北航空的飞机降落在这里，开始了他的中国之旅，受到本地宗教界的热烈欢迎。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复活节，华山路425 号的上海英国学校操场上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曲棍球表演赛。受邀前来观战的亚细亚火油公司、太古洋行雇员和英国军舰“紫石英”号的官兵在场边畅快攀谈，享用着丰盛的下午茶。这是中国*西化的城市。上海的两个租界—— 公共租界和法租界—— 此时已经不复存在。屈辱的“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也在名义上被取消了。那个不受中国政府制约的工部局，连同它的警务处，万国商团都已经成为了历史。城市的主权回到了中国人手里，那些带着洋味的街道都已经改回了中文名字。闻名遐迩的霞飞路如今叫林森中路，优雅曼妙的迈尔西爱路如今叫茂名南路，孤岛时期令人毛骨悚然的极司菲尔路也更名叫了樊皇渡路。此时的上海，或许比开埠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一个中国城市。但这座世界大都会身上的洋气，很难褪去。外滩行色匆匆的路人中，有豪放傲慢的美国人、沉默阴郁的英国人、包着大头巾的锡克人、红脸金发的白俄女郎、高鼻卷发的犹太人…… 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人们汇聚在这里。任何一种文化，都能在这里找到深深的印记。1949 年上海的三十个辖区里，还有二十七个区住着外国人。他们的人数已经大大减少，但他们的分布依然没有偏离多年来的格局：洋行大班多在新泾游息虹桥的别墅区，经理雇员小商人住在黄浦区和常熟区，传教士集中在徐家汇区，犹太人聚集在提篮桥区。英美人依然是他们的主体。上海即将迎来史无前例的巨变，他们也面临去留的抉择。站上百老汇大厦十八层露台，大上海一览无遗。首先映入眼帘的，自然是举世闻名的外滩、格林邮船大楼、怡和洋行大楼、沙逊大厦、江海关大楼。装饰艺术风格、巴洛克风格、古典主义风格、文艺复兴风格…… 那一排带着“鸦片味”的建筑风格迥异，富丽堂皇，常常让初来乍到的外国人以为他们乘坐的轮船开到了欧洲。如英国人汤森（Peter Townsend）写道：就像怒浪卷起的碎片，讲着多种语言的大楼排列在黄浦江水边：华懋饭店的圆顶, 科林斯式宏伟的汇丰银行，法国邮船公司大楼的大理石墙面，闯入其中的国民党银行像暴发户一样装着盛装，混杂在荷兰、英国、法国、比利时和澳大利亚的银行中，这里有英国、美国、荷兰保险公司，船运公司的办公楼，还有那灰色的外滩老妇人，《字林西报》大楼。江海关大楼的时钟指向准点，大钟奏起了和伦敦大本钟一样的报时曲：“威斯敏斯特曲。”曲声混杂在外滩的喧哗中。汽车的喇叭声、小贩的叫卖声、警察的哨子声、苦力的号子声、轮船的汽笛声，在这个“远东*繁忙的滨水区”6 此起彼伏。宽阔的马路上，小轿车、有轨电车、公共汽车、马车、骡车、三轮车、黄包车、脚踏车、老虎车、摩托车、吉普车、卡车…… 一切人类可以想象到的路上交通工具在这里川流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