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测量学

３．科学心理学不可能没有心理测量 对科学心理学来说，更是不可能没有心理测量。心理测量在心理学中的地位至关重要。我们很难设想，心理学如果没有了心理测量会怎样。就像一个人的大脑，如果失去了左脑半球，将会怎样？心理学话语体系中的主要内容一直以来主要是由实验和测量建构的。我们下面列举三种观点供大家思考，这些观点表达了心理测量对心理学具有的重要意义。 其一，心理测量是使心理学研究成为可能的一种“桥梁”。这是美国心理学家安德森（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２００１）的观点，他认为心理测量沟通了外在事物与内在心理之间的联系，使心理研究成为可能。心理测量起了“桥梁”的作用。心理测量通过赋值，将外在事物和内在心理转换为一种符号系统，成为科学语言，架起了心理学研究的“桥梁”。如果没有这种赋值，没有这种符号系统，没有这种科学语言，便无从着手研究“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与行为。 其二，心理测量是心理的尺度、标准、量具和单位。就像测量人的身高一样，必须使用米尺来测量才精确；米尺上的厘米、毫米这些单位就是保证其精确性的量度。测量人的体温，必须使用体温计，用摄氏度这种量度来衡量才精确。测量血压也一样，必须使用血压计，用水银汞柱这种量度来衡量。所以，对心理的东西，也必须找到一种可以用来进行衡量的量度单位。例如，智商就是一种可以用来衡量一个人的智力水平的量度单位，人格特质的Ｔ分数也是一种可以用来衡量人格特质高低的量度单位。当我们找到了可以用来衡量一种事物的量度单位后，就意味着我们发明了一种量具。秤、米尺、体温计、血压计、智力测验、人格测验等，都是人类伟大的发明。更重要的是，当发明了量具后，就意味着发明了一种“标准”。有了这种“标准”，人们就可以根据它进行衡量、判断、比较，得出有效、客观、可靠的结论。当人们质疑智力测验等心理测验时，为什么不质疑米尺呢？因为米尺的测量没有什么误差。 其三，心理测量是科学心理学的“基石”。为什么说心理测量是科学心理学的“基石”？我们要从两个方面来阐述。首先，如金布尔（Ｋｉｍｂｅｌ，１９８７）所说，有两种科学的心理学，一是传统的实验心理学，二是心理测量学（ｐｓｙｃｈｏｍｅｔｒｉｃ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心理测量与实验成为科学心理学的两大基石。在心理学的发展历史中，心理测量与实验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我们查阅心理学的历史文献时，或者在我们历数心理学历史中具有重要影响的研究时，每每涉及心理测量。其次，心理测量对心理学的贡献常常用各种运动的形式呈现，也就是说，心理测量常常在社会上掀起普遍的思潮。例如，*早由比奈等人掀起的智力测验运动、以明尼苏达多相人格调查表为代表的人格测验热潮、心理选拔运动、此后的情商思潮……大都涉及全球，影响深远，对普及和发展科学心理学发挥了重要作用。还有一点值得强调，甚至在心理学的实验中，很多情境中都离不开心理测量。这就是说，心理测量可能还是实验的基础。在心理学的实验中，往往要进行前测与后测，这就是心理测量。波林（１９８１，ｐ．３３３）这样讨论道：“没有费希纳或类似费希纳的人物，仍可以有实验心理学，仍可以有冯特和赫尔姆霍茨。但是实验里头，可决没有科学的气息，因为一个学科，若没有把测量视为其工具之一，则必不能成为科学的。费希纳因为他的研究及其为此研究付出的时间，使他建立了数量化的实验心理学。” ４．心理测量对其他学科的贡献与占据的地位 心理测量对其他学科的影响也是深远的。英国心理学家斯皮尔曼在研究智力的结构时，推进了因素分析算法，从而推进了多元统计学的发展。智力测验运动对教育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更耐人寻味的是，心理测量发展出来的概念和理论，例如信度、效度等，更是深刻地影响了科学研究，尤其是人文科学领域的研究。后现代主义者挑战客观、真理、科学，甚至认为心理测量占据了“统治地位”，意欲颠覆而后快。但是，他们面对效度等理论和概念，却十分头痛。他们不得不承认效度是一个令人头疼的建构，既不能被轻易地忽视，也不可被轻易定型。因为它提出了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研究是否足够真实或可信？什么才是严谨的研究？也就是说，后现代主义者可以推翻和颠覆科学、真理，却不能撼动心理测量学中的“效度”。 于是，后现代主义者不得不接受效度的概念，但是他们对效度概念予以改造，认为效度存在以下四层含义。 其一，作为公正性的效度。后现代主义者同意有一种检验一项研究是否可信、严谨或有效的标准，这表现在研究中所有利益相关者的观点、视角、主张、关注和声音都应该在文章中得到彰显的公正性上，或者由研究参与者及其接触过的人制定的真实可信的标准，以及这项研究推动研究参与者行动和参与道德批判的能力。 其二，作为标准的效度。后现代主义者如施瓦特（ＴｈｏｍａｓＡ．Ｓｃｈｗａｎｄｔ）提出要与标准学告别，即与那些“决疑解惑、判断真伪对错的规则性规范”说再见，但是他们并不能真正告别标准，相反提出了另外一些标准。例如，他们认为在比较和认定某一研究比另一研究更好时，要求社群的赞同和某种形式的严谨，这就是一种标准。 其三，作为与伦理联系的效度。后现代主义者将效度与伦理结合起来，以此来判断一项研究的“道德轨迹”。例如，社群是如何评定质量的；研究是否反映了“多重声音”而不只是研究者一人的声音；研究者是否有深刻的自我反思；研究中的关系在多大程度上是互惠的而不是等级森严的。 其四，抵抗常规的、解构的效度。有后现代主义者提出所谓的“三角剖分”效度，认为研究要从多角度来寻找“证据链”，例如，要从研究者、被研究者、资料等方面同时寻找证据。理查森（Ｂｒｉａｎ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则进一步提出“晶体化”（ｔｒａｎｓｇｒｅｓｓｉｏｎ）效度，认为效度不应是三角的，这是死板的、固定的二维对象，而应该是晶体状的，将对称性、实质性与几乎有无穷种类的形状结合起来。晶体会不断成长、变化，但不是无定形的。晶体是多棱镜，它反射出各种外在性而且在它们之间产生折射，创造出多样的色彩、模式和排列。可见，后现代主义者将“效度”概念发挥得与原来的完全不一样了（邓津，林肯，２００７，ｐｐ．１９３-１９４）。 可见，心理测量对其他学科的影响是很大的。总而言之，在人类的生产和生活中，测量无所不在，测量出现在人类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人类离不开测量，也离不开心理测量。 我们一生中，不知要经历多少形形色色的心理测量：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无数次的考试测验，就是对我们的学习水平、能力的评价；此外，教师每个学期对我们的鉴定，不仅包括学习方面，而且包括人格等方面素质的评价。选择职业时的面试、笔试、心理测试等，更是试图对我们各方面的心理素质作出评价；工作单位里的种种考核，无穷无尽；评估的方式方法，更是层出不穷。 人类离不开心理测量，因此不可能取消心理测量。我们只有一条路，这就是：努力发展心理测量，不断提高心理测量的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