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得见与看不见的光

书摘 周俊——日本，2020年2月17日，星期一：不谈时事 今天，日本国内开始正式发现确诊病例，感染者总数达46人。这并不包括早先的“钻石公主号”，而指的是日本国内社群的感染病例。目前，日本媒体主要仍在报道中国方面的疫情，日本民众对于已悄然袭来的疫情似乎并没有什么警觉性。大家的生活一切照旧。 在日本的日常生活当中，普通民众不会主动讨论时事问题，甚至会有意避开这类话题。日本年轻人常用的通讯软件是Line，我与一些日本朋友也有Line群组，有体育主题的、有野炊主题的……但他们从不在群内讨论任何时事话题。通俗地说，就是“分得清说话场合”。其实，他们并不是没有自己的看法，而是因为日本社会是一个社会角色泾渭分明的“专家知识型”社会。各个领域的专家非常受尊重，大家对领域之外的发言都十分谨慎。普通日本民众一般会选择聆听专家的意见，而不是优先表达自己的主张，因为草率的发言被认为是无知的表现。 同时，大部分日本年轻人对于时事政治确实不感兴趣。根据2017年的统计，20岁至30岁的年轻人参加国会议员选举的投票率只有34％。在年轻人看来，政治与他们没有任何关系。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一般感受不到政治给他们造成了什么不便，因此也缺乏关注的动机。有社会评论家认为，是日本过于平静和谐的生活造就了这种现象，他们把这种现象称为“和平白痴”。美国著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其著作《历史的终结与*后的人》中所写的可能就是这种现象。 年轻人这种对时事问题漠不关心的态度可能也会表现在此次应对新冠疫情的问题上。我不知道日本的新冠疫情会往哪个方向发展，但可以肯定的是，日本年轻人不会有过激的言论和行动。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将使日本的政治缺乏活力。但同时，这也可能有助于避免社会意见的激烈对立。 杨肯——意大利：等待疫情降临 “一片漆黑中，我们伫立在大海的边缘，静静等待着大浪来袭，却又毫无把握即将来到的浪潮会有多么汹涌。”这是3月底疫情即将暴发之际，一位纽约市医生对自己心绪的描述。我所经历的些许挫折与困难，自然无法同医护人员的创痛相提并论。不过，我在1月与2月所经历的，也恰恰是这种令人备感无力的等待。疫情浮现之初，许多人都曾抱怨家中长辈不拿病毒当事儿，而我本就在海外，更担心父母对此注意不够；再加上网络上流传的信息泥沙俱下，我怕他们无法甄别，便也像个强迫症一般，对当时网上能找到的信息照单全收，稍作过滤之后再转告他们。因此春节前后的那两周里，我多少也被社交网络上的诸多消息所裹挟。 十分不巧的是，我恰好就在这一阶段病倒了。那时我对疫情虽然有着不小的心理包袱，却也没有及时调整自己的行为习惯。那时我还未对疫情发展的时间线做太多了解，即便知道病毒已经扩散至韩国、日本，却仍侥幸意大利这边还有时间。大年三十那天，我仍然去了市中心的中国超市采购年夜饭的食材，并照计划请来一些朋友到家里庆祝。佛罗伦萨是旅游城市这样的常识，似乎并未被我考虑在内。等到了大年初二时，我便开始注意到自己有生病的迹象。虽然我的症状只有头疼、体乏和喉咙肿胀，但内心仍然十分惶恐。那时有关病毒可能潜伏两周的消息已经传播开来，为了以防万一，我决定在家闭关，以免“我的*坏情况”会波及学生公寓中的其他同学。 那几周正值舍友回国过春节，寓所中便只有我一人。从1月底到2月初的那十几天，我的身体、心理状态不算理想。一方面，国内疫情仍在迅速发展。武汉封城初期的混乱，以及抗疫前线所传来的诸多噩耗，都令我担忧疫情会进一步升级。父母住在北京市郊，相对安全，但外公外婆所在的浙江，在当时看来并不算乐观。为此我仍在追踪各路消息，虽然谈不上有多影响休息，但心情总是很糟。生病后的*初一周里，我换着吃了一些从国内带来的感冒药、退烧药与抗生素——当时我手边没有体温计，也无法明确知晓自己是否发烧，只能祈祷这些药能够缓解症状。那时我的头疼还是忽好忽坏。情急之下，我便把电热水壶从厨房搬进卧室，从早到晚地烧热水喝热水，睡觉时也不忘把夏天的薄被和毛毯统统盖上，希望“捂汗”能帮上一些忙。就这么混沌地过了*初的几天后，1月30日，我还是等来了那条不可避免的新闻——两名中国游客在罗马被确诊，成为意大利*早发现的输入性病例。这是一对六十多岁的武汉夫妇，1月23日随旅游团抵达米兰，24日却被团友“抛弃”在帕尔马市。两人后来自行抵达他们在罗马订好的酒店，因为症状加重，29日才*终向宾馆求助。而在此期间，两人还于27日经过佛罗伦萨，并在市中心火车站附近的酒店下榻。这个故事本就很是糟心，对于仍在休息恢复中的我而言，读到之后更是觉得心里一沉。1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次日，意大利政府宣布进入为期6个月的紧急状态，并同时暂停了中意两国的直飞航班。 安宁——荷兰，2020年4月6日，星期一：高烧 截至今天，荷兰确诊18 803人，1867人死亡! 昨天晚上，弗兰克下班回来感觉不舒服，就睡了，半夜他突然发起烧来， 40℃！已经是凌晨了，外面天还很黑。他连忙跑到隔壁去睡，我给他敷了热毛巾，吃了药，倒了热茶，过了半个小时一量385℃，头痛，浑身无力，但是没有咳嗽和呼吸困难，很奇怪。他让我戴上口罩和手套，反复测量体温到了7点。早上起来我做了鸡汤，他也没吃多少，9点多体温375℃，中午到了38℃。他联系了老板请假，还跟部队请了假。给家庭医生打电话，一直忙线，13：15打电话说是午饭时间，13：30才开始工作，结果到点还是一直忙线，好不容易打通了，就问了一下症状和工作地址，说在家观察到明天。 一个荷兰朋友给我发来了对面火车站的视频，救护车拉走了一个病倒的人，把他吓得一夜没睡好。我拉着弗兰克说，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会陪着他。 2020年4月7日，星期二：假装没事 截至今天，荷兰总确诊人数为19 580（新增777），住院人数7427（新增292），死亡人数2101（新增234）。 昨天晚上弗兰克开始有点呼吸困难，体温达到387℃, 我把可乐瓶里面装满水，冻成冰，让他枕在脖子上靠近颈总动脉的位置。这里血管湍急，可以快速让血液凉下来带到身体其他地方。不断地测体温，拿湿毛巾敷在额头上，不断换毛巾，我不断安慰他，这一切都会没事，第二天也许医生会让你去医院。他说，不可能的，这是政策，现在轻症都要在家。 可是你现在呼吸困难。 好在我还可以讲话，不严重，没事的。可能是普通流感，放心，没事的。 唉，可是现在轻症不治疗，严重了又治不了，那不是会被拖死？ “不要说了！你越说我头越痛。”他吼起来。我戴着口罩已经快崩溃，眼泪瞬间流下来，无法控制住。我跑去隔壁房间哭，不断地哭。 在面对危机和坏消息时，人的**反应是否认，安慰自己，不至于崩溃。我如果戳破这样的自我安慰，就会让弗兰克崩溃。其实我们都知道，他很可能是新冠病毒感染，可是我们都不能提，提了就会让我们这样的“假装没事”建立起来的心理防线崩溃掉。 我起身走下楼，开始收拾残羹冷饭和一堆堆碗筷，越是在绝望、焦虑和恐惧中，就越要让家里干净整洁。不仅仅是防病毒，还有让自己头脑放空，不要被恐惧和焦虑淹没，更重要的作用是，整洁的环境会让自己的情绪放松舒畅。 忙碌很久，第二天凌晨，我听到弗兰克不断长吁短叹的声音、喘气的声音，我吓得一下子起来，给他换毛巾，测体温，他现在38℃。我给他做了一碗菠菜汤，加了很多鸡蛋花、大蒜、姜末，他喝了一些，然后说，对不起又朝你大吼了。我说没事，你现在生病，无论怎么样，我都不会抛下你，我会好好照顾你。很快他继续睡着了，没有接到医生电话。 中午再打过去，告诉护士他呼吸困难的事情，护士向医生报告了一下，然后说继续观察。我很崩溃，但是不能表现出来。走下楼，开始整理花园，这个时候我无法工作，根本无心看书。今天天气非常好，我在另外两排土地上种满了豆角和胡萝卜，给西红柿、南瓜、小葱浇水。阳光直射着我的头顶，忙完之后，我发现情绪好多了，而且还有了希望，等弗兰克病好了，可以看到长满蔬菜的花园，多好。 我打开新闻看到荷兰花卉市场因为病毒而不得不扔掉百万株花卉，荷兰郁金香那是一箱一箱地被扔掉，和垃圾堆在一起，让人心痛。百年来，荷兰都是世界上*大的花卉市场交易地，现在的惨状是前所未有的。 李燡——危地马拉2020年2月29日，星期六：“亲我”活动 新冠肺炎疫情形势日趋严峻，本地也不甘示弱，今晚在中心公园举办了“抗击新冠肺炎”主题大型歌舞说唱戏剧演出，吸引观众无数，在本地可算是万人空巷。 组织形式颇具新意，本地**学府San Lucas大学的一群大学生着各色长袍、蒙面仅露瞳孔，扮演“病毒”，在观众群中穿梭来回，*终向地上一趴——象征病毒被打倒。身为本地名流，又拥有同冠状病毒的*近“亲缘”，我当仁不让成为嘉宾，在台上唱念做打，与“病毒”们展开亲密互动：整场演出的高潮之一，是为表示危国人民不惧病毒，兼证实中危人民的亲密情谊，台上指挥者临时决定安排大规模“亲我”活动——台上人员约30人挨个同我亲嘴！底下观众齐声大喊“Bésalo! Bésalo!”(亲他！亲他！） 我听明白这一安排后吓得半死，在我一再坚持下，群众采取轻碰嘴唇的简易亲流程，总算勉强维持局面。演出之后我当然成为焦点，在拥挤人群中一边响应各类合影要求一边艰难前行，终于和朋友挤到一处饭馆，吃了双份的牛排——老板还没要我钱，作为魔幻一晚的圆满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