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水云轩诗词学自选集-中国语言文学文库·荣休文库

　　《水云轩诗词学自选集/中国语言文学文库·荣休文库》：　　一　　原型批评是当代西方学术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它于20世纪初*先在文化人类学、分析心理学和象征哲学中形成和运用，后来被引入文艺批评。原型即原初的类型。不同学科中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型有不同的“原初”意义。分析心理学家容格说：“原型概念指的是心理中明确的形式的存在……神话学研究称之为‘母题’；在原始人心理学中，原型与列维·布留尔所说的‘集体表象’概念相符。”原型“并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某种在其他知识领域中已被认可和命名了的东西”，属于“第二心理系统”即“集体无意识心理领域”。加拿大学者弗莱在其1957年写的《批评的解剖》中说：“原型是一些联想群，与符号不同，它们是复杂可变化的，在既定的语境中，它们常常有大量特别的已知联想物。这些联想物都是可交际的，因为特定文化中的大多数人都很熟悉它们。”①原型的意义决定了原型批评应该有宏观视野、历史意识和系统思维方式。研究对象在这里有广阔的共时性含义和深长的历时性意味，为研究者提供了由外部联系向内部构成进行深度透视和由个别向一般多向思维的可能。　　在文学研究中运用原型批评方法，可以进行纯文学研究，也可以把文学研究同文化人类学、社会心理学等研究结合起来。本文属于后者，　　苏轼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伟人。他曲折的经历体现着封建文人悲剧性人生道路的普遍特征；他儒、道、释混杂的思想，卓荦的人格操守，磊落的行藏，反映出传统文化深厚的渗透力和巨大的塑造力；他光辉的文艺成就和显著的政绩得力于传统又丰富了传统。可以说，他的存在凝聚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原型”意义。溯其源，他是许多文化原型的重新组合；观其流，他又是被后世文人奉为楷模的文化伟人原型。因此，对苏轼进行历史、文化、社会、心理意义上的原型研究，不仅有助于宏观地、系统地、更为深刻地理解这位文化巨人，而且有助于深刻认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从而为现代文化建设提供历史的参照。　　二　　“原型”并不只是人的原型，任何有历史的事物都可能有原型，如文学中的意象、象征、主题、语词、结构等。本文涉及人的原型。　　人的原型有许多种类，每一类都含有独特的意义。以封建文人而论，仅从仕与隐的角度看，就有功名型、隐士型、先官后隐型、亦官亦隐型等。每一类原型的代表人物都是多重历史文化含义的价值集合体。比如成为原型的范蠡就是在长期的文化流变中凝聚了本民族许多人生意念、价值观念的抽象集合类型，是“象征符号”，而不再是历史上那个具象的、活生生的、复杂的范蠡了。　　人类文明的延续性使每一个人从生命之初便开始自觉或不自觉、被动或主动地按照一些原型范式成长、发展、立身行事。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越悠久，原型就越丰富、越有影响力。　　对苏轼时代的文人来说，他们的人生道路上早已是原型林立。其中，首先给他们以*强大影响力的是儒家进取功名的原型。这是以个人价值的*大社会实现为中心的原型，其代表人物可推孔子、吕尚、管仲、张良、诸葛亮等。他们的“原型意义”大致包括：符合儒家伦理规范的良好的道德修养，卓越的学问、见识、才能，坚韧不拔的进取精神，忠诚的品格，世代流芳的伟业丰功。这类原型以其巨大的历史活力激励世代封建文人，点燃他们生命航程的标灯。当然，把自己生命的标尺定多高，要看每个人的资赋和生存条件。况且传统文化中人生价值体系是多元的，并不仅仅是功名价值。但是，功名原型的影响力无论如何都先人为主。比如李白为自己设计的蓝图中，首先是“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杜甫也有“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心志。在宋代，儒、道、释合流，使传统文化更为丰富，其中的人生哲学更为深奥复杂，人生价值取向更加多元化。但万变不离其宗，功名问题在其中仍占据中心位置。苏轼受传统文化的全面濡染，对儒、道、释思想兼收并蓄，无论在一生中的哪个时期，都不曾彻底抛弃或彻底皈依哪一种思想。但是，像绝大多数封建文人一样，他*先选择和追求的也是功名。少年时他随母亲读《范滂传》，便“奋厉有当世志”。他的父母和传统文化都为他设计了一条以功名原型为楷模，先修养资本，再进取功名的道路。他本人自然也对此充满希望。22岁一举考中进士，顺利踏上仕途后，他建功立业的信心更坚定了。他自信“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他认为人的一生虽然行止难料，但“应似飞鸿踏雪泥”（《和子由渑池怀旧》），给人世留下一些实在的印迹。“知命者必尽人事，然后理足而无憾”，“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无不为，至于不可奈何而后已”（《墨妙堂记》）。“丈夫重出处，不退要当前。”（《和子由苦寒见寄》）贬黄州后，他也曾说：“少学不为身，宿志固有在”，“岂敢负所付，捐躯欲投会”（《闻子由为郡僚所捃，恐当去官》）。苏轼在仕途上终生坎坷，贬黄贬惠贬儋，使他进取功名的意识大大地淡漠了，他自谓“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自题画像》）。但是，儒家的人世精神、历代的功名原型在他内心深处建立起来的人生观念，首先是人生必先有所作为，有益于社会，才能无愧于内心。所以，他在朝便敢于言政，不顾忌个人的得失荣辱；当地方官便尽职尽责、尽心尽力，做出卓著的政绩，赢得人民的厚爱。直到晚年他还说“许国心犹在”（《南康望湖亭》），虽然此时他已没有多少行动的热情了。　　耐人寻味的是，不论哪个朝代哪个皇帝，封建皇权政治都使原本热衷于功名的正直的封建文人伤透了心。求取功名要付出重大的人格代价甚至生命代价，而且付出全部代价也未必能成就功名。这历史的教训历久弥新。然而一代代封建文人还是执着地向这条路上走，“虽九死其犹未悔”。苏轼当然不那么死心眼儿。他不是单纯的功名型文人。他为君为国的心志不像屈原那么固执，建功立业的愿望不如初盛唐文人那么强烈。他对功名的态度是可取则取，不可取则放，显得超脱旷达。但即便如此，他也终未能摆脱仕宦的困扰。在仕宦这条路上，他从积极到消极，从主动进取到半推半就，就那么似悟非悟、似是而非地走着，进进退退、起起伏伏。其实以苏轼的才华、品格、经历和名望，以他对佛、老哲学的深知彻悟，他完全可以早早地当个大隐士，吟诗作赋，著书立说，教学生，会朋友，从仕宦以外的途径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历史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但是他何以终生不与仕途决绝呢？原因很多：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历史、时代、个人等。这些早已为研究者所瞩目。而当代西方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创始人马斯洛关于人生需求层次的理论，似可启发我们再从行为主体的社会动机方面寻求一些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