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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全集放宽历史的视界(大字本)

黄仁宇全集放宽历史的视界(大字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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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SBN:9787510887130
  • 装帧:暂无
  • 版次:暂无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印刷次数:暂无
  • 开本:其他
  • 页数:496
  • 出版时间:2020-10-01
  • 条形码:9787510887130 ; 978-7-5108-8713-0

内容简介

所谓视界,指一个事件刚好能被观察到的那个时空界面。视界内的人可以看得到,世界外的人则不能窥其究竟。所以,视界之宽窄,决定了对事物认识的深度和广度。历史静立远处,今人可持千万种观点。作者所不同,就在于从长时间、远距离、宽视界的大历史观去重新考察历史事件。 本书是黄仁宇先生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陆续发表的一些论述,包括《从<三言>看晚明商人》、《我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中国近五百年历史为一元论》《中国历史与西洋文化的汇合》等文章。放宽了视界,那些当初看似不合理的“偶然”事件,也便有了其“必然”的缘由,种种原本毫无关联的点,遂珠连成串,有了其前因后果的合理性。

目录

从《三言》看晚明商人

明《太宗实录》中的年终统计

——李约瑟博士所称中国官僚主义的一个例证

明代史和其他因素给我们的新认识

我对“资本主义”的认识

中国历史与西洋文化的汇合

——五百年无此奇遇

中国近五百年历史为一元论

附录各专著提及20世纪中期以前中国土地占有的情形

里昂车站的会晤点

卷尾琐语

明《太宗实录》年终统计的再检讨(新增)

上海,Shanghai,シャンハィ(新增)

从唐宋帝国到明清帝国

倪元璐:新儒家官僚的“现实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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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

中国传统社会,因采取中央集权制,事无大小,悉听朝廷号令。所有法律辞章,必须划一。此在工业革命之前,交通通讯诸技术未曾发达之际,实有多数不合实际之处。因此皇室威权,虽广泛无涯,但其行政技术低劣。政治之安定,并非经常在法律及经济上求改革;而有赖于支持儒家思想,由家族社会之安定性所促成。此种措施,实与西洋诸国近世纪保障人权、支持私人财产、允许市民自治种种措施大相径庭。因此“重农抑商”纵非中国朝廷能经常维持之政策,亦必为社会发展之必然趋势。西洋诸国资本主义之发展,有赖于尊重私人财产之绝对性,并认为此绝对性高于皇权,甚至高于传统之道德观念。其司法权之独立,即由法庭保障此绝对性。凡此措施,只能在西欧诸小国经始。中国之地方政府,始终未由私人结会之形式构成,而系由中央政府规划;其行政精神又偏重于中央政府之便宜。其间差异之处,无待详述。 明代统治中国凡二百七十六年,跨14世纪至17世纪,此为西欧诸国近代国家社会形成及资本主义发展之际。中国政府则在此时期巩固其中央集权[明代集权,见于顾炎武之《日知录》及黄宗羲之《明夷待访录》。亦见于F.W.Mote,“The Growth of Chinese Despotism,”Oriens Extremus,8 (1961);Liensheng Yang,“Ming Local Administration,” in Charles O.Hucker (ed.),Chinese Government in Ming Times (New York,1969).]。因中央集权之结果,政府之经济政策,不能以经济高度发展地区之情形为基础,而系以经济低度发展地区之情形为基础[本人所著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in 16th Century Ming China (Cambridge,1974)对此点叙述甚详。]。例如洪武之税收政策,全以谷物为基干,各衙门所用人役,在宋代王安石变法时,即收代役钱,在明初又全部改为现身服役。永乐虽派遣郑和下西洋,但对民间海舶,则极力取缔。1404年则令民间海船,悉改为平头船,以防止泛海[《太宗实录》(中央研究院版,下同),页498。]。《明律例》亦定民间私造二桅以上大船,私自泛海者处斩[见《大明会典》,卷167,但此律未能施行。]。凡此多端,其重点在保持全国经济之平衡,以维持政治之统一。大凡地区间经济发展差异过大时,其政治必受影响。例如美国在19世纪即因其经济发展不平衡,乃有南北战争。此在传统中国社会,自当竭力防避。 防制地区间经济超度发展,以与低度及落后之经济基础看齐,为适应中国传统政治之需要。此在长期经济发展过程中,至为不利。此可以在中国实行者,因为中国经济,在19世纪之前,为“非竞争性”者,未有如西欧诸国,甚至有如日本之“大名”政权,其经济为“竞争性”者。亦即其国家或诸侯间经济之差异,立即影响其武备之盛衰,而可能决定其存亡。中国传统政权,以广泛动员农村经济为其实力之基础。兵员为农民,军费无大异于食粮,两者均重量不重质。经济虽落后,但全国情形均一,征发仍轻而易举。反之,其工商业及经济方面前进之部门,则恰为政府统治征发不及之处。中国历史上,凡朝代以落后之农村经济为骨干,其经济基础为“单元”者,通常能号召大量兵员,战胜以“多元”经济,甚至较前进经济为基础之政权。是以明代经济政策,符合当日政治需要,在历史上则为背道而驰。 中国金融经济,在历史上*低限度有三次突然猛进。此即西周至两汉,唐宋之间,及明清之际。但曾无一次其突出使中国经济史改观,有如近世西欧之资本主义。有时杰出之商人能以其私人财力影响权要,但此纯系私人非法活动,在历史上未曾改变法制,既不能全部提高商人之社会地位,尤不能促使商业为超官僚歧视之独立经济部门。然今日仍有不少学者,过度夸张各时期比较高度之金融活动,如若干日本学者称宋代“商业革命”,其社会影响有如欧洲“文艺复兴”。若干中国学者则称明末清初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此在中国经济史上言,阐述其比较性则可,盛称其为质量上之改变则不符合事实。

作者简介

黄仁宇(1918—2000),生于湖南长沙,1936年入天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就读。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在长沙《抗日战报》工作,后来进入国民党成都中央军校,1950年退伍。 其后赴美攻读历史,先后获学士(1954)、硕士(1957)、博士(1964)学位。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1967)、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1970)、纽约州立大学New Paltz分校副教授、教授(1967—1980)。曾至英国剑桥协助李约瑟搜集整理研究有关《中国科学与文明》的材料(1972—1973)。参与《明代名人传》的编写工作(1972—1973)及《剑桥中国史》的集体研究工作(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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