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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全集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大字本)

黄仁宇全集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大字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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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SBN:9787510887147
  • 装帧:暂无
  • 版次:暂无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印刷次数:暂无
  • 开本:其他
  • 页数:324
  • 出版时间:2020-10-01
  • 条形码:9787510887147 ; 978-7-5108-8714-7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有关中国自先秦至元末历史的漫笔集。收入了黄仁宇先生在《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发表过的33篇文字,发表的时间自1987年年初至1989年夏天。作者用归纳法将史料高度压缩,用“大历史”观勾画了中国数千年的历史,自先秦至元末,通过还原其人其事在历史关键处的作为,细致入微地分析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因果以及现代型的经济如何在中国的土地上落脚。表彰了中国历史的自有特色,即经过各朝代及政治上分裂的阶段而前后连贯。 作者治史,每每从常人不经意的细节处入手,挖掘出极富启发性的新见,娓娓叙来,发人深省。此次出版的《黄仁宇全集》大字本系列, 是在本社2012年出版的全集精装版基础上再行校订,为大十六开本、大字号的设计风格,提高了阅读舒适度。

目录

目录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开场白

孔孟

秦始皇

李悝

司马迁和班固

文景之治

汉武帝

从霍光到王莽

何以改革者又是书呆子

西汉与东汉

光武中兴

宦官、女后、外戚和朋党

魏晋南北朝和浪漫主义

长期分裂时的悲剧

淝水之战

北魏拓跋氏

从分裂到统一

隋炀帝

贞观之治

武则天

渔阳鼙鼓动地来

九重城阙烟尘生

“藩镇之祸”的真面目

黄巢

五代十国

宋太祖赵匡胤

澶渊之盟

王安石变法

靖康耻

贾似道买公田

道学家

成吉思汗和忽必烈

忽必烈留下的传统

元顺帝

卷后琐语


展开全部

节选

宋太祖赵匡胤 中国历史中主要的朝代,每个不同,而尤以赵宋为显著。说也奇怪,各朝代创业之主,虽凭军事力量夺取江山,只有赵匡胤是职业军人。其他如汉高祖为亭长,唐高祖和隋文帝是贵族,元太祖和清太祖是少数民族的领袖,明太祖是农民,他们的政治背景在创立帝业时先声夺人。只有宋太祖赵匡胤以军功起家,即创立朝代之日,仍是现役的高级将领,这与北宋之注重技术,企图在中国历史里打开出路,不因袭前朝作风的趋向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我们从《宋史》的本纪里看到赵匡胤幸造船务、观制造战舰、观水硙、阅炮车、视察练习水战、亲授医官黜其艺之不精者,前后不绝。他自己也武艺高强,骑马射箭均是**流能手,未做皇帝前曾以大将的身份亲自参加战斗,所以宋朝人也称之为“艺祖”。 既做皇帝则他不能搬出智力德行均高人一筹的表现。可是赵匡胤不以抽象的观念笼罩事务。他做圣贤之君的观念,能拿出来对真人实事发挥,在各代帝王之中可算是*能说实话的一位。他要石守信等交出兵权,曾说:“人生如白驹过隙,所以好富贵者,不过欲各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卿等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藩,择好便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久不可动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夕饮酒相欢,以终天年,朕且与卿等约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因为他的直爽,宋太祖不用汉高祖和明太祖的伎俩去屠杀功臣。在统一期间被他征服的小朝廷的首长,也受优待,无历朝的疑忌杀戮情事,据说他自己曾立有“誓约”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这一方面表示他的宽怀,一方面也由于他的自信。 赵匡胤受母亲杜氏的吩咐,传位于弟赵光义(太宗),终其身没有因为继承问题而在他左右产生各项阴谋。虽然这种记录在赵光义一朝就不能保持,宋朝宫闱间的纠纷究竟比各朝为少。这三百一十九年内(包括北宋及南宋自公元960 年至1279 年)也有太后主政的情事,但是未构成女患,宋朝也没有宦官专政的情形。 对各个人作褒贬,不是本书的目的。况且宋太祖赵匡胤没有一般帝王的毒辣,也还不是完人。他饮酒常醉,有一次他所乘马蹶坠地,他站起来就解佩刀刺马杀之。还有一次他举行露天宴会的时候下大雨,他就盛怒,弄得很多臣下惶竦,可见他也有粗蛮性格,他也会冲动而有时不能掌握自己。只是赵宋一朝不以恐怖政治作为它帝业的基础,由来已久。虽然这不能与赵匡胤的个人性格无关,却也仍是历史时势使然。在这三百多年里,中国有了一定的国家之目标(national aim),朝廷成为一个带竞争性(competitive)的机构。在这些条件之下,态势显然,用不着多番矫揉造作,所以其朝政也较其他各代为开明。 赵匡胤在公元960 年奉后周周恭帝之命去讨伐契丹,兵次陈桥驿,距开封不及一日的距离,被部下以黄袍加身推戴而为皇帝。这种情形,与西方罗马帝国的情形相似,在中国的五代也已数见。即是后周本身,也是在这情形之下产生,恭帝郭宗川,则是一个七岁的孩子,因之960 年之政变创立北宋,没有遇到抵抗,在中国历史中也创立了一种不经过流血而诞生一个主要的朝代之奇迹。 出征的军队既还回国都,宋太祖放弃了征伐契丹的计划,这计划也终身搁置。他到晚年才重新展开开封与太原(北汉)轴心间的战事,也因对方顽强抵抗而罢,他在位十七年之中着重以军事力量,削平南方独立或半独立的国家。在他不自觉之中,完成了一项“大历史”的任务:公元第二千年的上半期,中国南方的多数民族与北方少数民族有了一段长时间大规模的斗争,双方都要作长远的准备。因为赵匡胤的长远打算,北宋没有继五代而为第六个短朝代。但是赵匡胤并没有完全忘记北方的顽敌。他曾对赵普说有朝一日他要能恢复幽燕十六州,他就要在北方山地上古北口一带设防。这计划到四百年后才由朱元璋指导下遂行。 赵匡胤所灭之国,有荆南(湖北)、湖南(即今日湖南)、蜀(四川和陕西一部)、南汉(广东和广西)和南唐(江苏、江西及安徽之一部)。钱俶所掌握的吴越(浙江及福建之一部)则仅纳贡,钱也和他约定“三年一朝”到开封来拜访他,但是其疆域仍未入宋朝的统治,福建的厦门和汀漳也仍在化外,要待太宗朝北宋才能席卷长江以南。 赵匡胤完成他局部统一之后,曾派官员到各处度民田,但是未曾下令重新分配民间的土地。他也着令“均赋税”,但是一般看来,他仍因袭五代的体制,只在局部的调整,没有大规模的改组。他之没有采用征兵制,尤为各朝所仅见。他治下国家的力役,也尽量避免征派于民间,而由“厢军”(详下)服行。宋朝创业之主用刑罚较前代为温和,但是对官吏的贪污则不假情面。然则他也说到“奉禄薄鲜,未可责廉”。于是他对各级工作人员一体加薪。宋朝的官俸也较其他各代为高。他所设国家储备军,叫做封桩库。他曾说:“俟满五百万缗,当向契丹赎燕蓟。”他又曾向左右说:“我以二十四绢购一契丹人首。其精兵不过十万人止费二百万绢,则敌尽矣。”很少的中国君主,会这样坦率地承认各人的私利观,而且 赵匡胤很明显地知道国家经济的力量庞大。他的积绢计划,曾给第六个皇帝神宗赵琐一种启发的作用。约在一百年之后,神宗在库房上题自制诗:“五季失图, 狁孔炽,艺祖造邦,思有惩艾,爰设内府,基以募士,曾孙保之,敢忘厥志?”以上三十二字,以每字作一库的名号。三十二库积满之后又成立二十库。但是其祖先与曾孙都没有看出:经济力量固然可以翻变为军事力量,但是其中又有组织结构的各项原则,并不仅是二百万匹绢,则可以敌对方十万的精兵。这题目关系整个宋朝的历史,当在以下各节分析之。 宋朝号称中央集权。赵匡胤的做法,首重军制与财政。在军备上中央所统制的为“禁军”,诸州之镇兵曰“厢军”;各地方的防守则为“乡兵”。这办法也沿袭于五代之“牙军”的体制。中央经常向各州镇抽调其强壮兵卒,而将老弱淘汰。起先以“样兵”诏诸州选所部兵至阙下,以后则代以木梃,各州镇有照身材招募训练的责任,一到训练成熟其后员就补入禁旅。禁军虽为中央军也按时派遣驻屯于各地,川流不息。财政方面各地方的收入,同样地分为“上供”、“送使”及“留州”三个部门。“使”为转运使,其职责是将各地财物,输送于中央。在朝代草创时,又在各阶段征服江南诸国时,这些资源竭尽其力的输送于汴京,以致仓库盈溢。有如《宋史》“食货志”有云:“于是外权始削,而利归公上”。北宋政府也因袭五代体制,以枢密院主军事,三司(盐铁、户部、度支)管财政,彼此都是中央政府里*紧要的官署。又以文人知州军事,并且打破了唐末以来地方首长派遣县级官的习惯,重新整个地任命州县官,因之又要着重选举,是以宋朝的考试制度,采取三年循环制,已确实正规化。 以上各种设施都有刺激国家经济的趋势。宋朝在商业方面的收入,如茶矾盐酒超过以前各代。政府又大量铸钱,货币之扩充,在太祖时已开始,以后叠增到年五百万贯的数量,如是两年的铸钱数,就要超过四百年后朱明全朝代二百七十六年所铸之总和。如此一来,宋朝的矿产也打破以前的纪录。北宋以开封为国都,南宋以临安(杭州)为国都,专着重水陆交通的便利,在这一点没有多方考虑到军事上和国防上的需要,也是各主要朝代之所无(但是赵匡胤主张定都于长安或洛阳,因赵光义反对而罢)。 以上所述与一般历史书并无出入。这又和“大历史”有何关系? 从远距离的观点看来,第二帝国经过北魏的孕育,隋及初唐间继承着间架性的组织和体制,使这个扁平体的社会发育滋长。经过中唐之后,质量上的进步,使各地区参差不齐,其繁复的情形,超过初唐租庸调的系统所能概括。又在安禄山叛变前后,李唐王朝企图重新掌握局势的诸种办法,如“括户政策”,用募兵创设十个国防区,削藩镇,成立神策军,以宦官做监军,都只有局部的功效,与其官僚制度和立国精神相反,而两税制只有一纸通令,更促进分化的作用,如此只有使唐朝瓦解,及五代十国的出现。 五代十国是一种分裂的局面,概言之,也可以称为军阀割据。然则军人注重实际,以部曲管理场院,固然将税收增高,但是以地方分权的精神主持之,针对各处状况,也能造成政府与民间的一种联系。又有唐朝留下来的一套法令,所以赵匡胤虽武人而能自制,又得了赵普这样的一位贤相,定立了先安内而后攘外的宗旨,就能将一个分裂的帝国,重新凑并拢来。其注重军事技术与财政组织也成为北宋一贯的作风。 可是在诸事发展顺利,统一依计划完成之际,赵宋王朝也预先替自己埋伏了一些日后的困难。以中央集权代替地方分权,又重新归返到官僚体制,截断了治理者与被治理者间在各地区中一种自然的联系,并且各处数字幅度上的相差更大,技术上更不容易掌握。上面已经说及,中国已展开一种在南方以水运占优势的经济体制与社会和一个在北方以畜牧为主的体制与社会。前者过于自信本身外表上和数量上的优势,没有设想到两者在历史上长期的抗衡,可能决定于彼此在时间上和组织上坚韧性的差异。而且补给线的长短,也与战场上的进出有很大的影响。 这些因素不可能由当事人一眼看得透彻,即使几十百年之后,整理历史原始资料的历史家仍没有看清。赵匡胤在公元976年去世之日即算按照传统“盖棺论定”的立场看来,也算得是一位非常成功的人物。而注意事业上的成功,也是宋太祖赵匡胤自己的一生宗旨。他曾在武成王庙观两廊所陈历代名将的画像,当场指示应当“功业始终无瑕”的才配享。因之班超、秦叔宝等二十三人进升;张飞关羽等二十二人被退,管仲则特制塑像奉祀。这也与传统的习惯,总是要哼吟着“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沉湎于一种悲剧的情调才算得有见识的态度完全相反。只是个人的传记可以盖棺论定,历史却无法盖棺论定,也没有功业无瑕的朝代。经过太祖的创业,宋朝的历史留下了不少似非而是(paradoxical)的现象:一个以军人为首脑而组成的国家,自始注意国防,偏在军事上的作为,不及其他任何主要的朝代。它的民间经济,也有突出的现象,它却不能掌握这种优势。它企图注重实际,不受抽象的观念所蒙蔽,而这三百一十九年在它领导之下,所产生的特出人物,又偏是哲学家为多。而“学究”首先出现为一种官衔,其成为一种被讥讽的对象,也始自宋朝。我们如何解释这些矛盾? 以下各节当提出我们初步的见解。但是即从以上的现象,也可以断言以短距离近视界的眼光解释中国历史,有它能力所及的限度。 澶渊之盟 1987 年夏天我去哈尔滨参加一个国际明史会议,在我个人讲,这也满足了一段心头夙愿。1946 年我去东北,曾到长春,只以未能抵达迄北为憾。这次到黑龙江省,也算是幸运。过去从各种读物遇到“松花江”和“黄龙府”的名词,都已经感慨系之。而我们这一代的生活,也始终因九·一八沈阳事变而开始其颠簸与折磨。既能在有生之日,还能看到这地区的安稳和奠定,已经有了一种快慰。而且从铁路线看下去,很多地区的景物,以大型的耕作地作背景,杂以各种行树,带着烟囱的红色砖房则结构成各式村落,其形态在粗条的模式下有似于欧洲一些国家的情调。哈尔滨市到飞机场汽车道二十多里两旁行树的绝对整齐划一,更是我旅行中外之所仅见。据说黑龙江的人口,在抗战结束时不满一千万,今日则已三千三百万。其中汉民族占百分之九十六,所以少数民族纵可能产生局部的问题,在比重上已不属重要,这种种发展,都证实我所说的长期中历史的合理性。 我作这种议论,其要旨也非提倡大汉“沙文主义”(chauvinism) 。国家主义种族主义和沙文主义之成为一种坚定和普及的信仰,是现代社会的现象。英法的百年战争(Hundred Years War)初起时,纯系 一种朝代国家(dynastic states)间的冲突,直到战事末期,民族国家(national states)的情绪才开始抬头;德意两国则迟至19 世纪才成为现代的国家。中国人之不重视国家主义更是由来有素。《孟子》一书中提到舜是“东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为参加科举考试的学者所必读。传统的作史者有如《魏书》的执笔者指出“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处分荒服。”也就是利用一种传奇式的 根据,去强调中外一家,间接支持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之合理与合法。 而《魏书》也是廿四史之一。在这种传统之下,今日中国之所谓汉人,本身已是一种历史上的混成体,除了与少数民族对比,能够借着他们的特殊性格而显示其不同外,不能说是自始至终即已保持其血缘上的独特性。也等于今日之英国人为*先拓殖之土著(Celts)与意大利人(Romans)、丹麦人(Angles)、德国人(Saxons)、法国人(Normans)的混血民族。而且中国过去一千年的历史中*重要的一段发展,则是汉多数民族与其他少数民族在华北长期的武装冲突。这种冲突并非等闲,对很多人讲这不仅是生死存亡之所系,也是成仁取义与放弃节操的分歧点,其中也产生了文天祥和史可法等等可歌可泣的事迹。他们的奋斗,绝非由于一时感情冲动,不容后人一笔勾销。只是站在今日的立场,我们却不能完全保持过去多数民族的观点,抹杀少数民族对中国 历史的影响(迄今哈尔滨还有一个中国民族史学会和中国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会)。这原因很简单,中国境内各民族普遍的通婚由来已久,即本文作者及绝大多数读者也无从有把握地证实自己在血缘上讲,其为汉人实系公元2世纪以前之汉,或称唐人为9世纪以前之唐。其为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混成的继承人,则难于辩驳。根据以上的立场,我们认为中国国家主义的思想,确定于鸦片战争之后。直到外强不把中国当做一个国家看待,中国人才感觉到有组织一个现代国家的必要。我们写历史,也要基于这种着想。 这篇文字开始所说及的长期中历史的合理性,则在农业社会与游牧社会的冲突的时候,初期游牧民族容易占优势,大概由于他们的部落组织与军事动员接近。可是他们战胜多数民族之后,就容易被汉人同化。因为他们不能以一个流动的组织,去经常管制一个固定的社会。所以契丹之辽与女真之金,每一克服中国的国都之后即掠取图籍、历象、石经、铜人、明堂刻漏、太常乐谱、法物铠仗以及宫嫔宦官北去,也就是存心模仿以颁布历日统筹农业生产,以各种仪礼维持官僚集团的体系,以宫廷的富丽繁华去支持一种都市文化。也就是有意与无意之中自动“汉化”。同时在同一面积之下,农业的精密工作能支持大量的人口,非游牧的生产方式可比。今日黑龙江有三十四个少数民族,其人口总数却只有一百二十五万,也是由于这种自然趋势的发展之所致。 本书以时间上的连续进展为线索,提到北宋,迎头就有“澶渊之盟”的一个题目。我写的既为“大历史”,而刻下截前断后的局势既已明朗,又何必提出一般读者很少听见的一个名词?在这里我也要指出:以长时间远距离的姿态重新检讨历史,并不是完全忽视历史中的细微末节。有时这些细微末节间的层次与程序,可以影响到以后的发展至大,不过要经过细密的选择与斟酌。蒋复璁曾说及宋辽澶渊之盟“影响了中国思想界及中国整个历史”。我们这一代在抗战前后受教育,当日国运如丝*怕中途退让,有“言和即是汉奸”的说法,对于历史上的和谈也一味支吾规避。在这种情形之下,更使我们不能忘记,直到西方势力东渐,中国历史的主题是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间的冲突。因动员即影响双方的财政与税收,因此又影响到国家体制与社会状态。凡此也都可以自澶渊之盟谈起。 澶渊在今日河南省濮阳县附近,在北宋时和今日距黄河北岸都只有一日行程,去宋都开封,也不过二百多里。北宋的第三个皇帝真宗赵恒于公元1004年在此与契丹之辽议和。结果辽兵北撤,恢复战前状态。北宋则承认每年输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其名义则是“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双方又交换“誓书”,彼此以平等的地位相待,并且约同“所有两朝城池,并可依旧守存,淘濠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创筑城隍开拔河道”。这条约也永久有效,所以共同声明“质于天地神祇,告于宗庙社稷,子孙共守,传之无穷。有渝此盟,不克享国,昭昭天鉴,当共殛之”。书中两方都称赵恒为“大宋皇帝”,辽主耶律隆绪则为“大契丹皇帝”,不称辽。一般历史家均盛传盟时两方约为兄弟,宋主称辽太后为叔母,但此种称呼不见诸誓书。 澶渊之盟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迭经争论的题目,有些读史的人认为宋朝不能在开国之初,一鼓作气先攻下契丹,既承认辽政权的存在,又开“岁币”之滥觞,以后两宋之“积弱”,只有使局面江河日下。强调澶渊之盟的得计者则指出,当日兵已攻澶渊(州)城,去开封仅在咫尺,有些朝臣已建议迁都,劝真宗或往金陵,或奔成都,只有主张强硬政策的寇准得到筹划中枢的毕世安的支持,簇拥皇帝亲临澶渊,才能订下这一段和约,兹后宋辽不加兵者一百二十年。况且以绢银与契丹打交道是宋太祖赵匡胤历来的政策,1004年和约未订之前,真宗已打算承担岁币百万之数,后来能以三十万了事,出于意料之外。而盟约*重要的一段收获则是没有割地。然,石敬瑭于公元936年割“幽燕十六州”与契丹,内中也包括瀛莫两州,辖今日之河间任邱等地,赵匡胤之前身周世宗北伐时已收复这块地区,历经赵宋保持,契丹称之为“关南”,在和谈时曾一度索还,被宋朝拒绝。因之后来真宗的岁币每年向雄州交付,是为两国国界,如此在和约的交涉中,南朝并不是毫无所得。 从大历史的眼光看来,则这种争辩,只有局部的意义,若从长时期远距离着眼,则是从10世纪到11世纪初年发展,揭开了今后一段长时间的竞争。契丹之辽与女真之金以一种由畜牧业所产生的政权,配合以新兴的农业基础,以今日的东北及热河为根据地与南朝争夺华北的地盘。赵宋的南朝则自信以南方的经济和资源能战胜对方,这种态度以赵匡胤所称“以二十匹绢购一契丹人首,其精兵不过十万”表现无遗。这长期间的争夺战,不仅影响各朝代的进程,也与以后元明清各朝的登场有密切的关系,即是日本人之制造“满洲国”,仍是企图在几千百年之历史的旧题材中觅得一个新的借口,作他们向大陆发展的工具。 同时这几千百年历史的运转,也不是如一般人所说的只有文化程度低的少数民族被文化高的多数民族所融化。在双方全面动员之余,中国的“第二帝国”在隋唐宋以来所展开的竞争性和外向的性格(competitiveness and extroversion)没有找到出路,而被迫放弃。代之而起的是“第三帝国”明清的内向和非竞争性。此是后话。 刻下还待检讨的,则是何以11 世纪初年契丹与北宋会达到一种势均力敌的局面。也只有这力量的平衡才能使澶渊之盟可能。 在叙述宋太祖赵匡胤的经历时,我已经提及他虽希望收复北方的疆土,却终其身以先统一南方为前提。对北方的规划,始于太宗赵光义。他于公元979 年征北汉(山西太原迄北),这也是“五代十国”之*后一国。作战时契丹之辽曾派兵助北汉。所以北汉一平,宋主就移师攻契丹,一直进兵到今日北京的西直门外。双方大战之后宋军崩溃。《宋史》称“败绩”,《辽史》则称“宋主仅以身免,至涿州窃乘驴车遁去”。次年宋军卷土重来,又在莫州(今日之任邱)战败。太宗的第三次攻契丹是在公元986 年,除在正面进攻之外也在山西方面大规模发动侧面的攻势,也终没有成功。 这三次战役都有几共同的特点:宋军总是先胜后败。在外围和侧翼作战时,契丹虽败仍然没有放弃他们的镇静姿态。一支宋军主力移师深入,辽军才给他们迎头痛击,战事非常惨剧,双方高级将领阵亡重伤被俘之事经常有之。多次宋军战败由于食粮与饮水不继,有时补给线也被辽军截断。既获全胜之后,契丹却没有组织大规模的反攻。在恢复失地之后只以少数部队骚扰敌方。 若干非官方的历史资料指出三次失败之后宋太宗赵光义即决定不再攻契丹,而趋向和谈。加之他在公元997 年逝世,据说乃是以前作战所负伤箭创发作之所致。而且官方的记载也称女真曾一度上书请征契丹,北宋朝廷不许,是为以后女真附辽的根据。而且西夏也与辽联婚,对南朝叛顺不定,终至成为赵宋之劲敌。 后来中国在唐宋之间对西方经济的开发,有很大的进步,北方的少数民族在北方的经营也有类似的进步。阿保机(后为辽人称为太祖)称帝时(事在公元907年也即是朱温代唐之日)已有高丽回鹘以及中国之吴越进贡,并且在920年制契丹文字。他不仅置城郭,并且多次俘虏汉人,充实他后方的根据地(掠夺人口是当日作战时的常态,亦行于赵宋),以至市肆教坊都渐仿中国风制。太宗耶律德光得幽燕十六州后又将太祖所设置的南北两院大为扩充,也就是根据《辽史》百官志所说“北衙不理民”的原则,对北方袭用部落的组织结构去统辖以下州县。而“南衙不主兵”,则是在长城以南的地带,以中国式的官僚机构,主持丁赋,但是民政与军事分离。又允许在南部的契丹人“授汉官者从汉仪,听与汉人婚姻”。他们的军备,也以契丹及奚人的“帐族”编为“宫卫”及“行营”。汉人则称“转户”,每一县都有一定的丁额,配属于各“斡鲁朶”(宫)。 在这种体系之下,辽国全国皆兵。“凡民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隶兵籍”。契丹兵马强盛,大半由于他们平时编制和战时编制接近,有如《辽史》兵卫志所说“始闻诏,攒户丁,推户力,核籍齐众以待”,惟其内部简单均一,执行起来才捷劲有效。并且他们的下层组织,“每正军一名,马三匹,打草谷,守营铺家丁各一人”。其马匹弓箭皆自备。又称“人马不给粮草,日遣打草谷骑四出抄掠以供之”。辽军在耶律德光时即称有骑兵五十万,以上办法恐怕不能经常维持。但是其组织粗朴,能适应于简单的农村社会则无可置疑。与之相较赵宋采取募兵制,其后勤统筹,大部物资由江南运来。其外表新式时髦,可是推行于一个农村社会构成的国家里究竟有很多不合实际之外。赵光义时开封的仓库堆积的雨衣和帐幕有“数万段”破损,可见得其军事补给制度过于繁冗,不是当日社会条件足能支应。从各种迹象看来,与契丹作战北宋已感到民间的负担不易支持。《宋史》称986年北伐失败之后,朝廷于翌年“遣使市诸道民马”。当日契丹不放马匹入宋,政府方面缺马,其民间之困窘可知。1004年澶渊之盟既成事实,朝廷在收瘗战殁遗骸之余,也同是停江南所增榷酤钱,罢民间飞挽。 可是契丹采取战略上的防势,内线作战,累败宋军,远征敌境也究非所长。《辽史》兵卫志里就早留下了一段“不许深入,不攻城池,不伐材木,但于界外三百里内,耗荡生聚不令种养而已”的原则。1004年的作战,由所称睿智萧太后主持(契丹后族都以萧为姓)。她专政多年,能驾驭契丹皇族将领,也能重用降人,所以才能冒至大之险。但是当日辽军由遂城取安国经冀县永年展开于清丰及观城(以上均用今日地名以便查考)深入敌境七百里,后方的重镇如任邱保定河间沧州却都没有攻下,看样子只有先声夺人(preemptive)的姿态,没有与北宋作生死斗的决心。况且指挥作战的萧挞凛又阵亡,则和议已是求之不得了。 所以澶渊之盟是一种地缘政治(geopolitics)的产物,表示着两种带竞争性的体制在地域上一度保持到力量的平衡。也只有在这种地缘政治的影响之下,我们今日旅行于沈阳长春与哈尔滨,仍感觉得几百千年历史的阴影,仍不时出现于我们的脚跟后面。 ……

作者简介

  黄仁宇(1918-2000),生于湖南长沙,1936年入天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就读。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在长沙《抗日战报》工作,后来进入国民党成都中央军校,退伍后赴美攻读历史,获学士(1954)、硕士1957)、博士(1964)学位。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1967)、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1970)、纽约州立大学NewPaltz分校教授(1968-1980)。参与《明代名人传》及《剑桥中国史》的集体研究工作。1979年他离开教学岗位,专心写作,先后出版了《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以“大历史观”享誉华人学界。2000年1月8日病逝于纽约上州的医院中,享年8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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