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美学史

我们为什么爱宋代美学
宋代美学在广阔文化背景和深厚文化土壤中孕生，氤氲着浓郁的文化味和书卷气，成为中国美学的标准范式，更能体现学问型美学的特征，更符合生活化和情调型的审美需求。
王永的《燕翼诒谋录》曾说：“国朝待遇士大夫甚厚，皆前代所无。”宋代的佑文政策，促进了文化事业的空前发展，文化品位的空前提升，审美文化的空前发达，文化艺术各门类之间出现了互融互通现象，这是文化艺术发展到一定阶段和层面所必然出现的交叉交融现象。这在文化、审美个体身上有突出的体现。宋代加速了官吏的文士化、学者化历程，促使文人的文化、审美素质全面提升，他们身上总是兼备数艺、数技。例如作为政治家的范仲淹，既是诗人、词人、散文家，还是音乐美学家；以诗人、词人、散文家身份出现的苏轼，又是画家、书家。他们不是以单一文化、美学的身份出现，而是文化、美学的全才、通才。文化、美学的互通现象，促进了相应美学理论的提出，所以“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论才会在宋代出现。黄庭坚也在《题摹燕郭尚父图》中“深悟画格，此与文章同一关纽”。诗、词、歌、赋、书、画、琴、棋、茶、文玩构合为宋人的生活内容；吟诗、填词、绘画、戏墨、弹琴、弈棋、斗茶、置园、赏玩构合为宋人的生活方式；诗情、词心、书韵、琴趣、禅意构合为宋人的心态——在本体意义上是情调型、情韵型的士人心态。他们对于这些文化艺术对象怀抱的是玩味性、欣赏性（又更多的是清赏性）、体验性的态度，这便进入审美层面。例如宋人“写书为乐”，又例如宋人置园。《宋史·朱长文传》言其所造乐圃，“名动京师”。朱长文《乐圃记》曰：“冈上有琴台，台之西隅有吟斋，此予尝抚琴赋诗于此，所以名云。见山冈下有池……池中有亭，曰墨池，予尝集百氏妙迹于此而展玩也。池岸有亭，曰笔溪，其清可以濯笔。”
在性格气质上，唐人是臂苍牵黄，裘马清狂，“系马高楼垂柳边”的少年英杰和侠士；宋人则是红烛夜酒，闲云野鹤的中年绅士。南宋赵希鹄的《〈洞天清禄〉序》对宋人的生活、审美状态进行了极好的描述和概括，说：“吾辈自有乐地，悦目初不在色，盈耳初不在声。尝见前辈诸老先生，多蓄法书、名画、古琴、旧研，良以是也。明窗净几，罗列布置，篆香居中，佳客玉立相映，时取古文妙迹，以观鸟篆蜗书、奇峰远水，摩挲钟鼎，亲见商周……是境也，阆苑瑶池未必是过。”欧阳修《玉楼春》：“酒美春浓花世界。”李清照《蝶恋花》：“酒意诗情谁与共。”宋人在这样的世界里享受诗意化生活。
宋代美学的重大贡献之一便是提供了前代所未有的审美形式和形态，诸如鼓子词、诸宫调、讲史、说经、杂剧、话本、风俗画等。还要提到宋代的体育，已进入美学领域，无论北宋还是南宋，均极兴盛。特别是水上体育运动，已成为人们的审美观照对象。《东京梦华录》对北宋汴京金明池竞渡的描述，《武林旧事》等对南宋钱塘江弄潮儿的描述，都体现了两宋体育美学的成就和水平。值得注意的是，作为美学门类之一的绘画就有以金明池竞渡为描绘对象的。绘有《清明上河图》的张择端又绘有《西湖争标图》（金明池又名西湖，因在汴河之西，故得此称），系院体画，有着画者的一贯特色，工笔细绘，全景式展示，金明池景观毕现，又配以密集的人物，画家以自己所独有的绘画语言进行了审美创造。
相对于唐代美学，宋代美学表现为摆脱前代，进而自立、发展的过程，这在文学美学上体现得尤为显著。北宋美学形成了初宋、中宋、晚宋三个时期，分别代表了三个美学史阶段：唐韵浸染期、宋调形成期、宋调鼎盛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宋诗发展历程的描述颇给人以启发：“宋代诗派凡数变。西昆伤于雕琢，一变而为元祐之朴雅。元祐伤于平易，一变而为江西之生新。南渡以后，江西宗派盛极而衰。江湖诸人欲变之，而力不胜，于是仄径旁行，相率而为琐屑寒陋，宋诗于是扫地矣。”这就体现出宋代审美精神、思潮、特征、形态的某种变化情形，印下了宋代美学史的路线图。这一路线图是与承传、摆脱唐代美学相始终的。
宋代留给后代的物质财富是繁庶的江南经济和独特的城市化形态，明、清二代江南成为经济中心地带，其城市的发展，就是以此为基础的。留给后代的精神财富是深邃的理学，延伸到明代，成为具有完整形态的宋明理学，演为中国思想史之要脉。
宋代诸种社会、文化因素从多个侧面影响美学，产生了与宋型文化具有同等涵值的宋型美学。宋词、宋瓷、宋塑、宋画、宋书等，都成为具有高峰意义和时代名片性质的审美品类。宋代雅化与俗化、文人化与市民化、理学化与美学化并生并存，开启了明、清之美学。
宋代美学理论和审美形态双生双茂，美学内部交叉互渗，部门间如诗画合一，类别间如宫廷艺术与平民艺术互相影响。有宫廷受民间影响的，如宋仁宗、宋徽宗喜填词，宫廷乐舞广为吸收民间乐舞形式；有民间向宫廷效法的，如欧阳修《好儿女令》词所写的服饰上“宫样梳妆”。民间僭越宫廷服饰在此后的明代是要砍头的，宋代却无此限制，可见政治文化尚属清明，审美文化亦为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