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伦理与美德伦理

西方儒学研究的误区 在西方研究儒学时发现，西方学者对中国哲学某些问题剖析之深刻、占有史料之丰富、治学态度之严谨，都是很多中国学者所不能比拟的。在中国，很多时候一些学者对儒家文化的批判更多都是来自于想当然的假设，或者来自一些带有成见的学者的介绍，而自己没能真正深入经典，看看儒家的“四书”究竟讲了些什么，这是令人深感遗憾的。而西方学者通过直接阅读儒家经典原著来研究和讨论问题，这有助于对儒家思想做出相对客观的评价。西方学者在对待中国儒家文化的问题上，采取了审慎和严谨的态度，避免对儒家传统文化断章取义、以偏概全的歪曲和批判。 但是，在阅读西方儒学家的著作时，笔者一直有一个问题百思而不得其解：西方学者为什么把一些看似明白的问题变得难以理解了，把本来清楚的概念解释得更加模糊而不知所云了？随着阅读的深入才逐渐发现，有着不同哲学流派背景的人，都试图用自己所熟知的知识和方法论来理解儒家思想。于是，就出现了诸如存在主义的儒家思想、人道主义的儒家思想、女权主义的儒家思想、规则主义的儒家思想和德性论的儒家思想等等。面对种种流派对儒家做出的解释，即使儒家的创始人孔老夫子在世，也无可奈何。这就促使人开始反思，西方学者在理解儒家思想上究竟出现了怎样的问题？儒家思想的真精神到底是什么？什么是理解儒家思想的*佳方法？等等。要深入回答这些问题，也有必要回溯一下西方哲学的发展。 中国古代没有“哲学”这个词，“哲学”这个词来自古希腊语，原义是“爱智慧”。在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这种智慧显然对于人的幸福生活而言是必需的。但是随着对基督教的批判和西方现代科学精神的兴起，哲学变成了“科学之科学”，这种意思上的转变暗示了人们对哲学的理解、研究哲学方法的转变。哲学不再是追求智慧的学问了，而是成为建立在一切科学之上的科学。既然是科学之科学，就意味着古希腊意义上的追求智慧的学问也已经蜕变为一种科学。这种哲学看似是其他科学发展的基础，而实际上必须建立在科学发展的基础之上。以科学的发展为基础的哲学，其研究方法也相应地受到研究科学的方法的影响。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日新月异的，与不同的科技发展阶段相适应，也就出现了令人目不暇接的各种哲学流派。这些哲学流派建立在科技发展的基础之上，也建立在对旧哲学的扬弃和批判的基础之上，正如新科学技术的发展始终建立在旧的科技发展的基础之上。各种哲学流派的出现，产生了不同的概念、术语，同时也仍然在新的意义上使用旧有传统的哲学概念、术语。人们发现，学者们常常是在不同的意义或层次使用同一个概念、术语。为了彼此交流或沟通，人们就必须首先界定自己将要在何种意义上使用一些主要的概念、术语，所以就必然导致语言解释学的出现。换言之，语言哲学的出现是在科学精神影响下的西方哲学发展的必然。因为如果人们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同一个概念，就必然带来交流上的障碍和困难，造成学术上的混乱状态。 被称为“科学之科学”的哲学，由于必须建立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之上，因此也就不能超出科学技术的发展，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真正意义上的指导。虽然它可以对科学技术的发展进行反思和批判，但却不能保证科学技术的发展必然带给人幸福的生活。这就意味着源于古希腊的“对智慧的追求”意义上的哲学逐渐蜕变了。古典意义上的哲学，不仅仅是要批判现实，而且要为人类的幸福生活提供指导。 因此，这种意义上的哲学不是建立在科学精神之上的理性思辨，而是确实能够带给人幸福的生活，带给人真、善、美、慧的人生；这种意义上的哲学不是面对科技发展所带来的负效应只能表现得无能为力，而是能够指导人们真正解决问题，与病以药；这种意义上的哲学不仅只是对现实的批判，而且能够为现实服务；这种意义上的哲学不仅仅只是训练人的理性思维的能力，而且能够使人活得更有人的尊严，并*终成为一个真正全面发展的人。这是哲学本来的固有含义——爱智慧或对智慧的追求。这也应当是哲学追求的目标。被誉为“科学之科学”的哲学，虽然脱离了“神学的婢女”的地位，却又不可避免地成了“科学的婢女”，面对科学发展的种种弊端除了批判之外就无能为力。这也是现代以来西方各种哲学流派的一个共同特征。要改变哲学“科学的婢女”之地位，哲学就应当回归到它*初的含义——对智慧的追求上。这种智慧是能与病以药的智慧，而不仅仅是对现实进行批判和思辨。而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正是这种意义上的高度发展的以追寻智慧为目的的哲学。举例来讲，一个人中了箭，等我们弄清楚了箭是从何处而来的、是谁制造的、是谁射的、箭是用什么材料做成的等等问题，却不能把箭从中箭者的身上拔出来，那么前面所做的一切工作对于解救中箭者的生命而言是毫无意义的。因此，我们需要做的不是去探讨这些问题，而是要想方设法马上把箭拔出来，把中箭的人医治好。如果说，儒家思想是“实用主义”的，正是这种积极意义上的实用主义。 中国的传统儒家思想充满了实践的智慧。这种智慧建立在对宇宙、社会和人生之道深刻体察的基础上。对这种“道”有深刻体察的人，就是圣人，或是一个有“德”的人。可见，儒家哲学并非没有本体论和宇宙观的哲学基础，只是这并不是儒家思想的着眼点和重点所在。儒家思想是“实用主义”的，是一剂医治社会病症的药方。儒家思想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德性教育，是通过孝亲尊师的人伦教育而达到治理人心的目的，从根本上起到移风易俗的作用，*终达到社会的安定和平和人民的安居乐业。 因此，儒家思想是一种真实的学问，更是一种真实的修身功夫。从个体修养的角度讲，一个人如果能够按照儒家孝亲尊师的理论去修身养性，就能体会到孟子所讲的“浩然之气”，乃至达到性德的彰显，或者至少也能成为坦荡荡的“君子”；从社会国家的角度讲，儒家的教育如果能够得以推行，就能起到移风易俗、和谐人伦和安定社会的作用。因此，儒家思想不是设计来为理论家所研究，更不是通过学者式的研究而被人所理解。一个“满嘴仁义道德，满腹男盗女娼”的儒学家不可能真正理解儒家思想。只有从这个意义上，才能理解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理论。正因为如此，用当代西方哲学的方法来研究儒家思想，只能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勾画出一些主观臆断的理论体系，而不能发挥儒家思想的真正价值。 儒释道的学问是一种实学，并非是通过语言的解释和推理就可以理解和把握的，更多强调的是一种通过修行而体验和证悟的功夫。例如，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孔子的意思是说，尽管天不以语言的方式示人以理，我们也可以从天的运作活动观察和体会到宇宙客观秩序的存在。所以，人们通常认为儒家的学说是在观察天地之道的基础上建立的。《易经》也说，古代的圣人上观天象，下察地理，从中得出关于世间各种事物（包括祸福等）产生的原因。《中庸》讲：“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可见，真正有德行的人，必定是有大福报的。正是以这种观察到的事实为根据，圣人才决心制礼作乐，用以指导人们的行为，劝人们去恶为善，以趋乐避苦。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儒家从对天道的观察却得出了以劝诫人们积德修善为根本内容的伦理道德教育。儒家的修养方法所求得的首先是根本智慧，根本智慧一得，则所触皆通，一学一切学，一得一切得。这是中国传统儒家、道家和佛家教学的一贯方法。没有这种根本智慧，即使学的知识很多、很深，也仍然是南辕北辙，越学离道越远。儒学讲“本立而道生”，孝悌是修身的根本，而修身又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根本。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佛家也讲：“般若无知而无所不知。”可见，求智慧的方法和求知识的方法是不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以求知识的方法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因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也只是处于原始的阶段，而不能把握儒家文化的真精神。他们在方法论上存在“先入为主”的问题，总是以研究西方哲学的方法论来研究东方的智慧，然而他们自己却很难意识到这一点。“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