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与春秋时期语体文学研究

　　《与春秋时期语体文学研究》：　　《国语·晋语》主要是事语。《国语·晋语一》其形制和其他语相比已经有不同，并不那么工整简单，而是比较复杂，将两个问对列在一起，夹叙夹议，形制比较自由，内容丰富。郭偃论辩三人而话语又组成了一个谋议对话讨论。献公伐翟柤介绍了郄虎一个比较完整的故事，是内容丰富的事语，问对和论述结合，叙事和话语兼顾，事件因果完整，叙事简洁情节曲折丰富，人物话语生动。优施教骊姬远太子连续三个问对，问对话语更为成熟，长度和内容增加，只有开头和结尾一句叙事。记载了骊姬唆使“二五”所进的谗言，性质和劝谏之辞类同。《国语·晋语》的一个特色就是人物话语的场面更大，出现了不少对话，而这需要一定的语言驾驭能力，不同时间和人物的相关话语多个话语连编，此先写士和大夫们的对话，再说士和献公的多次问对，然后又写出来之后对大臣们所说的预言论语，而到此还没有结束，又接着写太子听到其论的话语和事件的*终结果，可谓波澜曲折。《国语·晋语》虽在话语长度上比较简短，但在话语的生动叙事曲折完整上，《国语》中诸语无法与之相比。《国语·周语》《国语·楚语》《国语·郑语》主要还是记言，记言风格典重，尤其是人物的论述*具特色。《国语·鲁语》也主要是事语，却不如《国语·晋语》生动，《国语·齐语》主要是记载问对和谋划，只有结尾处一段叙事，话语轻灵流畅，《国语·吴语》《国语·越语》语言风格清丽。《国语·晋语》在发言词语前面加上副词和动词来强调话语的生动性，《国语·周语》加功用词语，如“谏曰”。《国语·晋语》以闻之的形式来升华话语的主题。《国语·晋语》《国语·鲁语》基本上是事语，记事和记言并举。叙事主要是通过两个语丛结合在一起。　　《国语·晋语二》骊姬谮杀太子申生，十分曲折生动的故事，矛盾冲突激烈，话语生动而富于个性，还有对人物形态的刻画，骊姬见申生而哭之，写出其虚伪和狡诈，刻画其质朴厚重而缺少谋略的杜元款愚忠形象，还有里克犹豫的个性。舟之侨知虢将亡的故事，是三个对话组合在一起形成的完整的事语。宫之奇知虞将亡论辩，没有写劝谏的具体情况，而是写其劝谏之后的论辩话语。《国语·晋语》不是语的初级形态，而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融合了不同形式的语，而且出现了叙事化倾向，话语和记事很成熟，结合自然紧密。冀芮和公子夷吾的故事，记载夷吾对公子挚许诺，和之前形成鲜明的对比，且有些话语模式一样。《国语·晋语》将许多语的单元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前后贯通的完整故事。　　《国语·晋语三》记载惠公背外内之赂话语连接顺畅。惠公改葬共世子和上一个结构完全一致，都是先以国人之诵引出郭偃的议论话语。惠公悔杀里克话语的模式和上面一致，只不过不是国人之诵而是惠公之言，以话语引出议论的话语。惠公杀丕郑是三个事语组合在一起。丕郑聘秦主要是叙事性话语。共华代死先倒叙，又多次问对。叙事性话语主要为叙事服务，没有多少思想性和哲理性的话语，非问对语言，连战斗场面也是通过对话来写。针对放不放惠公的问题，穆公向大臣们提问。《国语·晋语》话语思想性变弱，分析性、现实性、逻辑性、针对性增强。如惠公斩庆篇中蛾析和庆郑问对论辩，此处记事日期明确。　　《国语·晋语四》记载重耳自狄适齐，是论语和叙事结合。齐姜劝重耳勿怀安论辩，记载了自言自语。齐姜对《诗》《书》很熟悉，与子犯谋遣重耳话语幽默俏皮。卫文公不礼重耳，曹共公不礼重耳，宋襄公赠重耳以马论辩。郑文公不礼重耳谏论，只有叔詹一个人的言论，只有两句记事话语。《国语·晋语四》的对话有共同性，以论述为主，形式上也类似，主要是叙事、论、叙事的模式。公子济河段皆是叙语，日数记载详细，叙事简洁。寺人勃鞮求见文公的论辩，叙事呈现逐渐扩展的趋势，从*初的一句话、几个字，到一个段落详细的叙事。元年春一段结尾叙事叙语，话语流畅整齐连贯。论辩话语之前的部分有省略，而其他人话语直接就论辩，缺少针对性和承接。文公出阳人是事语，此时的《国语·晋语》的叙事性被强化，而话语被弱化。《国语·晋语》的话语有残缺。一些叙事后是王拒绝话语，直接就到了仓葛的论辩话语，然后是评判之语，仓葛话语缺少话语的背景和角色，如论说人物和之前仓葛和其他人物的话语都省略。《国语·晋语》多论辩和小人物话语。文公弗杀郑叔詹有很强戏剧性的效果，前面文辞从容，说了“烹之”就据鼎而号。文公问元帅于赵衰由问对话语、“辞曰”、文公赞语三个部分组成。文公学读书于臼季论辩只有一句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