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路撒冷(长篇小说)

引言 是何种神秘力量，使拉格洛夫女士既能得到学院派的认可，跻身经典，同时又深受斯堪的纳维亚民众的欢迎与爱戴？在她步入瑞典文坛之际，冷峻的现实主义风格正风生水起，斯特林堡以犀利的笔触横扫了一切华而不实的文风，人们也习惯了戏剧和小说近乎残酷地揭露现实。然而，拉格洛夫女士的作品尽管呈现着近代浪漫主义的气质，却包裹不住她内心的理想主义情怀。在她笔下，一方面人类活生生的现实弥漫着一种未知的奥秘气息，另一方面虚幻的民间传说，童话故事，地方迷信则透射出种种亦幻亦真的神态。“品读塞尔玛·拉格洛夫女士的作品，”瑞典作家雨果·阿尔芬说，“就如同在薄暮时分坐在西班牙大教堂……令人分不清身处梦境还是现实，但确凿无疑的是，这样的阅读使人沐浴在圣洁的光辉中。”无论瑞典人，还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普通民众很快便厌倦了冷酷呆板的现实主义文风，转而拥抱有益身心的理想主义文学，比如拉格洛夫女士的这些作品。除此之外，这位瑞典女作家独特的语言风格也深深吸引着读者——如此非凡的风格让人能一下想到英国作家查尔斯·兰姆。你可以把她的风格描述成有张有弛的散文狂想曲，常于不知不觉间热烈地冲疆破界。 尽管拉格洛夫女士不吝分享她的人生困惑与世间情谊，其作品的浑然天成却非仰仗其人生经验。否则，她的作品中又怎会出现欧洲各地的芸芸众生？她以女性温暖而细腻的同情心，以及童真的视角来看待她的人物。瑞典文学评论家奥斯卡·莱文汀宣称，“塞尔玛·拉格洛夫拥有一颗童心与一双孩童的眼睛。”正是这份天真促成了她笔下简单而率性的人物类型。他们也许深邃而坚定，却绝不会复杂得让人难以理解。正如文学批评家约翰·莫特森指出的那样——对待那些更具异质性的人物，就像《耶路撒冷》中的神秘人物海尔干，作者只是点到为止，给人以余音缭绕之感。这与易卜生是多么不同啊！塞尔玛·拉格洛夫女士更乐于分析寻常人的情感动机，而非挖掘怪异的心理状态。这就能解释人们读到《耶路撒冷》中发生的种种不同寻常的历史事件时，为什么没有排斥，而是欣然接受。 …… 英格玛家族两代人的命运贯穿全书。他们的爱情故事与书中描述的宗教热情一样摄人心魄。令人无法释怀的是拍卖会上的一幕，英格玛的儿子为了保住英格玛家族的祖业，背叛了他的爱人格特鲁德，转而与他人缔结连理。这两代英雄在我们眼中都富于悲剧感，但从另一方面看，我们也为之付出了悲悯。他们内心深处暗藏的两股激流交替着左右他们的行为，我们则为之辗转反侧，痛心不已。有时，他们选择遵从内心的渴望，譬如书中描绘的这生动一幕：卡琳·英格玛森当着众多追求者的面，在茶歇时，突然不顾习俗的规约，公然宣布自己心有所属。书中尽是如此扣人心弦、精彩绝伦的描写：宣教屋集会的场面；赠表和解的情境——大英格玛临终前自认为错怪了哈尔沃，把自己的旧怀表赠予他；“暴风夜”的舞会；沉船事件；格特鲁德弃绝爱人，重新皈依宗教的场景；哥哥赎回庄园，只为给弟弟一家留有退路的场景。在故事结尾处，每每读到耶路撒冷的朝圣者们与故乡依依惜别的场面，谁能不为之动容，谁又能不随之哽咽？ 小说《耶路撒冷》潜在的精神动力是理想主义与原始的情感冲动之间的矛盾，这种情感冲动根植于旧有的乡村社会，是一种对家园与故土的依恋之情。不幸的是，这种美德在动荡不安的美国没有被珍视，只能一定程度上在马萨诸塞与弗吉尼亚的老社区，以及临近费城的贵格会教派的家园中感受到。达勒卡里亚乡绅对家园的依恋即是生活本身。在《耶路撒冷》中，这种情感一方面与宗教信仰相持不下，另一方面争夺着爱情的空间。在冲突之下，卡琳牺牲了自己的家园——英格玛农场，为遵从内心的呼声踏上了宗教朝圣的道路；而她的弟弟为了夺回家园，抛弃了自己心爱的姑娘和人生幸福。他们都不圆满，都令人心碎神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