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传两大寡:苏东坡的诗词与人生+龚自珍的诗文与时代(2册)

精彩书摘

｜　剑气箫心说定盦　｜

龚自珍（１７９２－１８４１年）是中国近代思想的启蒙者与古典诗史的殿军。他初名自暹，字爱吾，更名易简，字伯定，又更名巩祚，字璱人（亦作率人），号定盦，晚年又号羽琌山民。他出身于一个书香门第之家，的古文字学家段玉裁即是他的外祖，祖父与父都曾为朝廷或地方官吏，母也是一位诗人。然而家世并没有给他带来好运，定盦于十九岁中顺天乡试副榜，二十七岁再中举人，开始进入官场。他对自己的前途充满希望，然而在此后的十年中他屡应进士试而不第，考军机章京也落选，直至道光九年（１８２９年）才勉强考上三甲第十九名进士，然朝考因楷书写得不好而被抑置，仍未得到器重。曾任内阁中书、宗人府主事、礼部主事祠祭司行走等低级的文官。道光十九年（１８３９年），他终于下决心辞官出京，在归途中写下了的《己亥杂诗》，两年以后，他暴死在丹阳云阳书院讲席的任上。

定盦的一生是在矛盾中度过的。他生当清王朝由盛转衰的时期，国家的危机、现实的忧患在他心中激起了不息的波澜。他虽是生于官宦之家、长于繁华之地的贵公子，然而一生沉沦下僚，郁郁不得志，因而无论在思想上还是个性中，甚至在他的文学创作里，都有着亢奋激昂与低沉哀婉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用定盦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剑气”与“箫心”，当他晚年回顾自己一生时，他说：

少年击剑更吹箫，剑气箫心一例消。

谁分苍凉归棹后，万千哀乐集今朝。

这首《己亥杂诗》是他在四十八岁时辞官南返时所写，他以击剑与吹箫来概括少年时代狂侠的豪爽之气与悱恻的怨抑之情，极形象地展现了他前半生的经历。其实定盦至死也没有摆脱这种心理与个性，因而剑与箫成了他生平思想及艺术创作的象征，他自己也反复指出过这种特征，如他在二十一岁时写的《湘月》一词就说：

天风吹我，堕湖山一角，果然清丽。曾是东华生小客，回首苍茫无际。屠狗功名，雕龙文卷，岂是平生意？乡苏小，定应笑我非计。

才见一抹斜阳，半堤香草，顿惹清愁起。罗袜音尘何处觅？渺渺予怀孤寄。怨去吹箫，狂来说剑，两样消魂味。两般春梦，橹声荡入云水。

这是诗人次婚后与夫人段美真双双回故乡杭州，泛舟西湖时所作，小序中自云：“述怀有赋。”可见正是他心迹的表露，然而其中已透露出思想的矛盾。他留恋于湖山的清丽，士人生活的风流，因而有了“屠狗功名，雕龙文卷，岂是平生意”的慨叹，然而诗人也并没有忘却建功立业。从湖畔埋葬着的南朝名妓苏小小“应笑我非计”中看，可知他正汲汲于功名，因而唯恐有负佳人与山水。“怨去吹箫，狂来说剑”，正形象地揭示了他内心的矛盾与他生活的两个侧面。因而此词一出，他的朋友洪子骏题词序曰：“龚子璱人近词有曰：‘怨去吹箫，狂来说剑’二语，是难兼得，未曾有也。”并填了一首《金缕曲》送定盦，其中有句云：“侠骨幽情箫与剑，问箫心剑态谁能画？”可见时人已十分重视他诗中箫与剑的意象。

在传统的中国诗中，“剑”往往象征慷慨激越、报国从军的雄心，如屈原的《国殇》中写那些为国捐躯的英雄：“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令白的“抚剑夜吟啸，雄心日千里”（《赠张相镐二首》），李益的“雄剑匣中鸣”（《夜发军中》），都以“剑”来表示其壮志豪情。“箫”则象征着文人的不平之鸣，往往被用来抒发个人郁郁不得志的情怀。箫声呜咽悲凉，正像诗人哀怨的吟哦之声，如杜甫说：“横笛短箫悲远天。”（《城西陂泛舟》）苏轼的《赤壁赋》中写洞箫之声：“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都以箫声为哀怨的象征。

在定盦笔下，剑与箫也代表了慷慨激昂与柔情旖旎两个方面。据张祖廉的《定盦先生年谱外纪》中说：“先生广额巉颐，戟髯炬目，兴酣，喜自击其腕。善高吟，渊渊若出金石……与同志纵谈天下事，风发泉涌，有不堪一世之意。”可见他凌厉飙发的豪气；又说他年少时“尝于春夜，梳双丫髻，衣淡黄衫，倚阑吹笛，歌东坡《洞仙歌》词，观者艳之”。说明他自幼便有高谈纵论与浅吟低唱的双重人格。因而当他步入仕途之后，曾有很高的抱负，“少年揽辔澄清意”（《己亥杂诗》），“功高拜将成仙外”（《夜坐》），便是他这种志向的表露，犹如奋发的“剑气”，直冲牛斗。然而面对着黑暗的官场，沉闷的政治空气，他一次又一次地失望，于是力求使自己激荡的心情平静下来，以放浪形骸来摆脱尘世的烦扰，甚至欲以逃禅戒诗求得心理的安宁，“中年百事畏重论”（《寒夜读归佩珊夫人赠诗》），“美人经卷葬华年”（《逆旅题壁次周伯恬原韵》），就是这种心态的纪录，犹如一曲低沉的箫声，呜咽悲恸。因而定盦一方面以天下为己任，纵论国家兴亡之计；一方面选色谈空，以风怀与禅悦自娱，这在他的诗中时时可以见到。他时而长歌当哭，愤世嫉俗；时而赏花观月，恬然自得；时而关心国事；时而栖心山林；时而怜香惜玉，沉溺于恋情之中；时而欲割断情缘，忘却风怀；时而钻研儒学，潜心经史；时而皈依佛教，归心空门；时而思如泉涌，心潮起伏；时而清夜独坐，杜绝诗思。总之，他徘徊在人生的进取与颓唐之中，在豪迈的剑气与悲凉的箫心中走完了他的人生之途。一部定盦的诗词便是他思想历程与心灵轨迹的纪录。

定盦诗的风格，也表现出雄奇如剑客的壮阔豪迈，哀怨如箫声的低回婉转两种倾向。他形容自己的诗情“来何汹涌须挥剑，去尚缠绵可付箫”（《又忏心一首》），他慨叹人才的难得说：“气寒西北何人剑？声满东南几处箫？”（《秋心三首》）他回首往事说：“沉思十五年中事，才也纵横，泪也纵横，双负箫心与剑名。”（《丑奴儿令》）都以剑与箫对举，代表了庄与媚、刚与柔的两种审美情趣。因而在他自己的诗中，既有斑斓变化、瑰丽谲怪的色彩，也有天然率真、淡宕清新的风致；既有掀雷挟电、磅礴浩汹的气势，也有回肠荡气、哀感顽艳的情韵。因而后来南社诗人姚锡均曾评定盦的诗云：“艳骨奇情独此才，时闻謦欬走风雷。”（《论诗绝句》）也指出他的诗既有艳丽的一面，又有雄奇的一面。总之，定盦的作品可谓亦刚亦柔、亦壮亦美的典型，一言以蔽之：是剑气与箫心的结合。

乌台诗案

汉代御史府的柏树上，曾有乌鸦数千朝去暮来，后因称御史府为乌台。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从徐州移知湖州（江苏吴兴），上任才三个月，就因新党的纠弹而被押入汴京御史台狱。罪证是他的诗作，当时给了个诨名叫“诗帐”，由御史中丞李定主持，一首一首地勘问出“讪谤”的罪状；这就是宋代大的一场文字狱，的“乌台诗案”。

苏轼已外任多年，新党仍不放松，这里的因素复杂得很；子由偏能一针见血：“东坡独以名太高，与朝廷争胜耳!”苏轼在仁宗时便曾作为“太平宰相”的未来人选，新党不能不忌惮他的潜力；拿神宗来说，新法未见成效，而像苏轼这样影响力巨大的人物却不愿合作，也便有惩一儆百的动机。东坡倅杭时，《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已在察访中拿他的诗集悄悄向朝廷打了小报告；而李定不服母丧，东坡责他不孝，这一私怨又激起了报复的欲望。加上东坡《湖州谢表》“难以追陪新进，或能牧养小民”的牢骚，新党便抓来作为弹劾的导火线，于是掀起鲸波。“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鸡犬”（孔平仲《谈苑》），用东坡自己的话说，“如捕寇贼”（《杭州召还乞郡状》）。捕吏依死刑犯例，问他五代有无誓书铁券可以免死；还抄家搜查诗文，害得家人只得付之一炬，劫后余存的苏轼文字，只剩下糊在灯笼上的一纸奏议。

现今我们来看“乌台诗案”所涉及的罪证，简直觉得可笑。御史们弹章中举出的例子，有《山村五绝》中的“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戏子由》的“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终无术”，《八月十五日看潮》的“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或是断章取义，牵强附会；或是文人的一时生感，就有怨望之意，也挨不上“讪谤”的边。但这种洗垢索瘢的罗织是很可怕的，像《塔前古桧》的“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攻击者便说是有不臣之意，与“陛下飞龙在天”对立。亏得东坡举出王安石“天下苍生待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的诗句，才堵住了对手的嘴。

东坡好睡，入狱的夜便鼾声如雷，据说幸亏他没有失眠，才使神宗侦伺时确信“苏轼胸中无事”。其实东坡对这场无妄之灾是心怀疑惧的。他被逮捕时便“自期必死”，途经太湖鲈香亭时还曾想过投水自杀，因念及弟弟孤困才消了念头。他与儿子苏迈相约，狱中送食只送菜肉，倘知有不测则送鱼，苏迈有次托戚送食忘了交代，害得东坡一场虚惊，差点服用随带的青金丹结果性命。在五个多月的审讯过程中，他基本按照谳官指定的口径对百余条诗句作了两万多字的“供状”，承认了“讥讽政事”的罪名，就连“圣朝若用西凉簿，白羽犹能效一麾”这样的报国诗也认罪不讳。以致苏辙日后为他作的墓志铭中也不便翻案，只能用上了“托事以讽”的措辞。这是淫威和高压下囚人的自然心理，对此我们只能对中国古代社会的专制传统表示沉重的悲哀。

一年后东坡回忆狱中的情景说：“去年御史府，举动触死壁。幽幽百尺井，仰天无一席。隔墙闻歌呼，自恨计之失。留诗不忍写，苦泪渍纸笔。”（《晓至巴河口迎子由》）在“触死壁”的处境中，他还是留下了两首绝命诗。这是被后人评为“情至之言”的作品，今连题带诗抄在下面：

《予以事系御史台狱，狱吏稍见侵，自度不能堪，死狱中，不得一别子由。故作二诗授狱卒梁成以遗子由》：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与君今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

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

前诗心心念念只是惦记兄弟；后一首才从自己的境遇出发兼而顾及妻儿，末两句用西汉时桐乡乡民迎葬朱邑的典故，还表示出了对治下的父老百姓的挚念。题目中说“狱吏稍见侵”，自然是闪烁之辞；当时一墙之隔拘系着的苏颂，有诗道：“遥怜北户吴兴守（指苏轼），诟辱通宵不忍闻。”（《元丰己未三院东阁作》）苏颂关进御史台狱的案由是判狱失当，后来叫作“失入”的，罪名不算小，而狱吏们对他十分客气，还自称是他的旧属。连他都对北户传来的通宵诟辱“不忍闻”，苏轼在狱中受到的身心摧残是可想而知的了。在这样的情形下，还要颂感“圣主如天万物春”，固然是出于不得已，但更有可能是出自肺腑：肉体上受到伤害，精神上还要表示感戴，这正是专制统治下的悲剧，在专制社会中屡见不鲜的。王夫之《姜斋诗话》责备东坡不能“昂首舒吭”，因而“可耻孰甚”，这恐怕是责人过苛了。

诗案发生后，垂危中的曹太后（仁宗之妻）及大臣范镇、吴充等纷纷出言营救；苏辙请求交纳自己的官职为兄赎刑；杭州、湖州的百姓连着为东坡做了一个多月的“解厄道场”；连退职的王安石也出面说了公道话：这一切才使苏轼得以死里逃生。宋代对官员的量刑是依原官阶赎减，苏轼后被追夺祠部员外郎直史馆、太常博士两官，责授黄州团练副使黄州安置。所谓责授官，是对贬惩官员例加的低阶，其实是没有行政权的。

“乌台诗案”还牵连打击了与东坡有诗文往来的知名人物达数十名，包括司马光与去世的欧阳修在内，使新旧朋党之争重又趋向尖锐。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已不仅是苏轼个人命运的灾难，而且成了影响北宋后期政局的社会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