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探究:跨学科视域中的多元对话

廖明君：“中国诗性文化”的确是一个极具原创性和学术魅力的课题，尤其是当我们看到一种文化的本体结构竟然与诗学紧密联系在一起时，因为根据一般看法，文化本身只是人类用来征服自然的实用工具，弗洛伊德甚至把文化称为人类的假肢。而讨论本体论问题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本体论语境的建构，为了避免讨论中的“代码错乱”问题，能否首先解释一下你是如何理解一种文化的本体存在，以及如何进行一种文化的本体论阐释的？ 刘士林：哲学家蒯因有一句名言叫“本体论的问题在于它的素朴性”。这句话对我启发很大，但是我对它还作了一些重要修正，就是说它的简洁明了，不仅只是一个需要从逻辑上进行辨析的问题，而且更应该从它在历史上的本源结构来说明。因此一种文化的本体存在，也就是我们通过逻辑批判与历史追溯所能抵达的精的源头。它主要包括这样两方面的工作，一是通过对理性主义的逻辑批判清理出原始的精神结构，二是通过对“文明中心论”的文化批判还原出人类*初的文化形态。在我的研究中，我借用了维柯的两个术语，前者我称之为“诗性智慧”，后者我称之为“诗性文化”。但是从严格意义上说，这样两种已经永远消逝的事物，实际上都是“不可言说”的，我们习惯的那种实体主义哲学观走到这里也就山穷水尽了，在这种时刻是结构主义的本体观使我获得了深刻的启示：结构主义认为“本质就是结构关系”，那种实体性的本质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对“逻辑思维”与“诗性智慧”、“文明时代”与“诗性文化”的结构关系之阐释来把握两者的本体内涵。在这个基础上，我综合了雅斯贝斯的轴心时代以及张光直对夏商周的卓越研究，为人类文明的发生还原出一个具有“素朴性”的历史框架，我称之为“青铜-轴心时代”，在西方历史上它相当于大洪水到古希腊时期，在中国则是对中国古代社会影响深远的“三代社会”。至于我的本体论阐释与一般学者的不同之处，我采用的是“为道日损”的方法。由于“本体论的问题在于它的素朴性”，所以在“青铜-轴心时代”的历史变革中，不是哪个民族获得的文明新产物越多就越具代表性，而恰恰是谁丧失得越少谁的“诗性文化”内涵才更加丰富，也就是说更加具有本体论研究的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