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对华政策

　　《英国对华政策（1895-1902）》：　　北方港口的占领造成中国形势的变化。整个1898-1899年，列强在显然处于瓦解中的中华帝国扩大它们的利益，开展了让与权的争夺。所获得的让与权表面上是由外国私人企业商定，一般是采矿权和筑路权。在某些情况下，安排了由中西合股公司或允许外国在技术上进行合作的中国公司来实现这些要求，以试图取得中国的参加。然而载于各贷款说明书中的外国控制权相当大，这些让与权实际上被视为外国企业，而且是通过在北京施加外交压力谋得的。　　此等让与权一般是以国家为基础在特定的地区索取的，这个事实使得这些行动的政治性突出起来。1895年法国和俄国要求在中国东南部及东北取得优先权时就开始有这个倾向。然后1897-1898年攫取北部港口又加速了这个进程，在某种程度上似乎要使中国的经济结构和政治控制力土崩瓦解。这些港口成了便于向其四周地方提出领土要求的中心点。于是俄国在“南满”、德国在山东半岛、法国在南方广洲湾周围的地区方便地安顿下来。后来日本打算在厦门地区建立一个特殊利益地区，意大利指望在三门湾附近建立一个势力范围。　　自1895年起，利益范围在中国得到默认，但是由于这些利益范围允许其他外国列强继续分享（尽管可能性已经减少），因此它们并不特别违反门户开放概念，另一方面，势力范围包含一种明确的经济的及商业上的排他性，以及在某种程度上的政治控制和不言而喻的合并领土的自由，除非改变外国在中国条约地位的整个基础，这是不能容许的。　　中国政府的态度促成了外国猎取让与权的高潮。19世纪60年代*初试探性地企图将铁路引进中国时，清政府对视为外国创新的事物持敌视态度。然而，在1894-1895年中日战争以后，清廷开始认为修筑铁路可能是一种国防手段。直到1898年底为止它随便地批准给予让与权，当年年底，由于对外国活动后果的忧虑与日俱增，导致颁布一道圣旨，指示直到已经特许的让与权着手处理，以后不再考虑给与让与权。这种慷慨的态度不适用于采矿业，对该业曾经试图实施强有力的采矿条例以限制外国的控制权。不过，由于这些采矿企业往往同铁路方案分不开，因而往往难以区别，结果，通过货款合同，外国的大量控制权还是确立起来了。　　1898年春夏出现的争夺铁路让与权的模式表明，中国在列强可能与其欧洲对手发生冲突的各个地区给与它们让与权，借以尽量防止形成势力范围。各个让与权被视为私人企业，而且每个让与权必须从中国政府分别获取，这个事实使中国得以继续保持其先前通常享有的某种控制权。由于中国政府对列强与日俱增的胃口感到担心，因此它给予让与权的方式是防止任何一个强国发展到排他性地控制一个地区的地步。这种首创性的发挥及其灵巧的试探性的运用，给中国在一个否则将全面处于被统治地位的时期提供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成功的机会。列强越来越感到它们正在互相侵入对方的势力范围，结果外交上的紧张关系加剧。在1898年初预期的势力范围虽然已易于确定，但是随着争夺的继续，其界限却模糊不清了。所给予的让与权的多样性导致局势悬而不决，到头来使整个进程受挫。　　可以理解，英国是反对出现势力范围的。虽然在1895年以后这个时期英国的政策相当漠视势力范围这个观念，其政策仍然是基于门户开放的原则，然而英国还是有意避免采取使其与其他列强相反并加重其在东方的孤立地位的行动方针。旅顺口危机表明，即使设想为了恰当地保护它的地位而为中国的事情去作战是合理的，但是它并不准备采取这个步骤。因此，1895年以后英国支持门户开放不妨可以从防守的观点解释为决心抗拒对其现存利益的任何遏制。其实这已经成为一种向中国要求补偿性让与权的政策。它要求将缅甸铁路延伸到云南所施加的压力；它的不得割让长江地区的要求；它坚持要一名英国人担任海关总税务司以及在第三次战争赔款贷款期间所提出的其他要求，对支持门户开放原则几乎都毫无助益，倒是大大危害了英国想要保持的地位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