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新原点丛书:中国社会史论(精装)

诊断国脉 追溯远古——整理熊得山先生遗著感言 熊得山先生辞世已经六十七年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他的名字差不多已被人遗忘。由于人们有选择的记忆，遭遇熊得山这样被人遗忘命运的人应是不少的。这种情形在学术界，应视为一种莫大的遗憾。 熊得山先生是同盟会成员，辛亥革命参加者，中国*早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之一，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组织“中国马克斯主义研究会”重要创建者和《今日》杂志主编。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他与李达等人创办的昆仑书店，以出版左翼社会科学理论著作著称，影响深远，是当年中国左翼社会科学出版重镇。作为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的*早中文译者，他一生著述甚丰，特别是对中国历史有其独到的见解。他的译著与著述，对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作用和影响，应是不可低估的。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在半个多世纪的中国学界，早已是音尘断绝。只有熊先生的家乡湖北省江陵县以及郝穴镇，为搜求先贤遗踪，才开始其生平的考订，并分别在《江陵县志》及《郝穴镇志》上立传。但上述工作，影响甚微，不足以改变学术界的寂寞与冷淡。 晚清以降，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与震荡，国家民族的存亡，牵动着广大热血青年的心。于是人们亟思变革，渴望革命，一心要创建一个自由平等的新中国。早年的熊得山，参加同盟会，参加由胡鄂公领导的共和会，参加辛亥北方革命，甚至潜入北京，策动清军毅军暴动。后又主持天津《大中华日报》，鼓吹民主与共和。对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他心怀悲愤，于是力求另辟蹊径，寻求新的革命道路。 二十世纪初叶，是社会主义潮流在世界涌进的时代。熊得山在留日期间和之后，从日本的师友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1920年他与胡鄂公一道建立中国马克斯主义研究会，1922年创办《今日》杂志，此后直到病逝，他一直坚持其马克思主义信仰，以共产主义为人类社会的理想境地。三十年代，熊得山赴广西任教职。当时，正值日寇侵华，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危难之际。当此情景，他进一步思索中国贫弱的根源，中国社会长期迟滞的原因，以在广西大学执教中国史之机，开始了《中国社会史论》的写作。司马迁说：“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熊得山先生的这部史稿，也是在集国难家愁贫病于一身的境况下写出的。字里行间，充满着作者对中国国家民族命运的深深思考。 中国是一个史的国度，有的学者甚至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史官文化”。从大的方面看，此说基本是正确的。中国古人对史的执着，显示出一种穷究事件底蕴的求实精神。以“实事求是”为出发点和归宿的中国文化，缺乏西方的逻辑分析与论证，而其追求的“史德”，则是如实反映事情的原委，记录史实真相，所以“实录”是对中国史的*高奖赏。“董狐笔”、“太史简”，体现了中国史家对历史的基本诉求。虽然司马迁也曾说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但中国史家并不以发现历史规律为其职志，而只是想给后人留下可资借鉴的东西。 西学东渐，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使中国学人获得了新的思想方法和治学手段。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人们认识到经济的发展是历史演化的依据。而且它还逻辑地断定，人类历史遵循着一条必然的规律，即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经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然后发展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这是任何一个国度或民族都概莫能外的。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的进化模式给当时不少求新求变的中国人以巨大的鼓舞，因为他们从中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和希望。我们相信，熊得山先生正是这批深受鼓舞的人中的一个，他投身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动力和热情是来源于此的。 《中国社会史论》正是在上述的时代背景和思想背景下开始写作的，时间当在1935至1938年之间。当时作者在广西大学教授中国史，其身体状况已到十分严重的程度。写作此书的目的，一方面在于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重新解析中国历史；更重要的，是作者面对危急的国家民族形势，试图从历史中寻找出中国贫弱的根源以及解救的办法。所以书稿中提到的很多问题，都是与当时现实相应对。“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而熊得山先生是怀着对当时局势的强烈关注来研究历史的。 遗憾的是，如今摆在整理者面前的是一部不完整的稿本，这是费人索解的。因为据知该稿曾在作者不少挚友中传阅过，其中包括胡鄂公、钱纳水、李达、熊子民等，而且不像是作者死后才流传出去的。李达为本书所写的代序《中国社会发展迟滞原因》(刊于民国三十年(1941)九月《文化杂志》**卷第2号)虽然在附志中将书名误为《中国社会经济史》，但从文章内容来看却是为本书而写的。因此我断定，李达所看到的稿本是全书而非残稿。而且我们也无法想象，作者会将一部未完成稿交给友人传阅。我们只能猜测，可能是文稿在各种原因中散失了。或者，经过从1940年以后的半个多世纪，又由于各种原因，致使稿件丢失。人们无法探寻散失稿件的下落，以致到今日成为永久的遗憾。 现存的《中国社会史论》存绪论及正文四编共九章，到第九章秦汉截止。虽然是残稿，但绪论及有关序说的行文已叙述到唐及以后，因此，不仅中国史的轴心时期已经叙及，而且作者对中国历史的基本看法已展露无遗。其学术价值是显而易见的。其中不少观点，虽在今日已成为学界共识，然而就作者成书时间而言，很多观点具有明显的先见性和前瞻性。而有一些观点，则为后人的继续研究提供了起点和依据。更重要的，本书的出版将为全面深入研究熊得山学术思想提供了新的材料。不忘历史，人们更应不忘记那些曾为探索历史作出过贡献的人们。 熊得山先生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他在广西执教时，像范文澜等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点编著的史学著作尚未出现，而在国民党控制下的其他学校，无论是北大还是清华，均没有旗帜鲜明地讲授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熊先生敢为人先，毫无曲折隐讳地讲述这种与当时正统史学迥异的新历史观，讲述由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经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终达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规律，并且坚决认定当时所处的时代属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中国社会史论》对原始社会的描述，是以恩格斯以及摩尔根等经典作家的论著为依据的。特别是将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作为研究和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理论依据。但同时，熊先生作为一个有着深厚国学功底的中国学者，他不是简单地摘引马、恩等的论著，教条地罗列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对古代社会的描述。而是从中国的古文献出发，旁征博引。从中国古代经典到当代学人的论著，以大量史实、史料、传说、神话以及学人们的看法，来论证中国历史也曾经历了类似的社会阶段。关于中国历史上也曾有母系社会一说，他下大功夫反复论证，得出的结论是可以服人的。书稿中用对偶婚制来解释殷代帝王继承的兄终弟及制更是极具说服力的。整个书稿，共引证书目一百四十余种(不包括书中的篇目以及序、注疏等)，还有不少不标书目的。其用力之深，令人感佩。我们不能说熊著《中国社会史论》对中国历史的阐述已经完美无缺，甚至对马、恩等经典作家也不必搞什么“凡是”，但我以为熊著《中国社会史论》是一个严肃学者的心血结晶，是一个可以继续研究探讨的起点。即如对母系社会，我以为在古代，由于性关系的混乱，人们无法确知谁是父亲，但母亲是可以确知的。人们要了解血统，只能从母姓。至于是否由女性主导社会，则虽有更加有力的证据，至少在中国古书中这样的证据是不足的。但作者对达尔文、弗罗依德观点的否定，用语似乎稍嫌武断。人类是从猿发展而来的，为什么人在从猿群中走出之后，会立即抛弃猿猴的雄性为中心的社会形态而改变为以女性为中心？这是需要认真研究来加以证明的。直到如今，这样的证明尚未出现。远古人类所面临的是一个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仅为抵御天敌——猛兽的攻击和逃离自然险境，就需要身强力壮的男性为领头人，像猴群中的猴王和狼群中的头狼一样。人，作为高等动物何以会与所来源的物种有如此之大的变异呢？此外，关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描绘也是令人生疑的。书稿中关于原始社会关系的描述，基本以西方史家的著作为依据，同时也与中国儒家典籍不谋而合。固然，远古人类质朴是勿庸置疑的，但必然缺乏理性，因此远古时代的选举有着大量后人理想化的成分。韩非子说：“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正是中国人对古人理想化的典型论述。其实人类在蒙昧时期，正是争气力的时代。只有具有超人的体力，才能率领群体驱逐虫兽，保护种群平安。所以古代的选举，应如猴王的产生一样，是力量较量的结果，现代意义的选举，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 关于财产，应是后起之义。在古代，呈现于人面前的，只能是自然资源。而对食物的分配，不应与猴群的分配有太多的差异，身强体壮的应首先得到满足，因为他们付出的体能也较其他人多些，这应是不成问题的。而“饥则求食，饱则弃余”也是后人的想象。要知道，鼠兔等动物都有贮藏食物以备过冬的本能，何以进化到人类反而变得如此浑噩了呢。如果真是这样，人类将早已在自然灾害中灭亡了。可以肯定的是，上古人类没有财产的概念，但生存的本能应是具备的。上述这些，都是笔者在整理书稿时一些遐想，而绝不是本书的瑕疵。笔者只是觉得，科学应是无止境的，人们对过去的了解，尚不能说已完满无缺。对于人类的幼年期，应该有更进一步的研究，并得出更为科学可信的结论来。 熊得山先生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有现代科学知识，通中、东、西文化。所以在他的书稿里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史观，以经济的发展来解释历史的变化。同时他充分利用考古学资料，对上世纪初才在中国发端的田野考古异常关注，并充分利用考古得出结论来论证历史。特别是他对北京人头骨考古发现的详细叙述，对殷墟甲骨文考古的重视，都表明他对中国历史起源的深刻关怀。他在总结前人及当代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不少到目前已成史家共识的观点和看法，虽然由于种种原因，他的这些观点一直未能与世人见面。 比如，他极力主张中华民族和文化多元说。他关于海岱民族、江汉民族、河洛民族的论述，至今日仍不失其理论的鲜活。他关于殷人为夷人说，周人为戎人说的观点，也进一步证明了这种民族和文化多元的理论。他以华夏民族对周边民族的同化为例，反复论证了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包容性。他关于周边游牧民族对中原的不断侵扰，反而有助于中国国家统一的观点是包含深刻的辩证思维的。孟子说“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应该是普遍真理。 关于中国历史时期划分的问题，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热点。熊先生的《中国社会史论》主张西周为封建社会，后来范文澜亦主是说。但也有不少人主张西周为奴隶社会，有的将奴隶社会延至战国，甚至有认为汉末魏晋才进入封建社会的。他们的理由是直到汉朝都存在蓄奴制度。而熊先生的理由则是以西周的井田制为依据的。所谓井田制，我想不一定都是方方正正的井字形的土地划分，而是给劳动者分配私田，作为供给其家庭生活资料的来源，而公田收入则是供公共开支的，在当时就是统治者及其下属的俸禄之来源。简言之，井田制就是劳役地租的实现形式。对方方正正的井田的构想，包含有读书人迂阔的想象，因为自然的地形地貌是难以大面积地作如此整齐的规划的。历史上是否曾经有过井田制，不少学者表示质疑，我想主要是对这种分地形式的理解而引起的，而对于古代曾以劳役地租为主要赋税形式，我想人们是不会怀疑的。中国自古就是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国家。 据何炳棣教授的研究，早在公元前五千年至一千年，中国黄土高原一带出现的就是村落定居的耕作制度(2005年9月16日《文汇读书周报》载王仲翰： 《读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而这比西周至少早了四千年。与定居的村落耕作制度相伴产生的，必然有一定形态的社会组织及其管理机构，这无论是称为氏族还是部落都无所谓，或者还会是部落的联合，即国家的雏形。这种社会管理层的出现，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管理者的开支，而收取赋税，则成了**要务。在原始社会到实现建立公共财政的目的，实行公田制，即采用劳役地租形式是*简便易行的办法。 由于农业劳动是原野劳动，特别是在古代，地广人稀，实行集中管理的奴隶劳动是很不适宜的。其管理的难度即使在现代也难以解决，因为人们很难确知奴隶是在劳动还是在偷懒。而对于处于开化不久的古人，则更是无法想象的。再者，奴隶劳动只能是集中食宿，这与分散的村落定居是矛盾的。所以，处于村落定居耕作制度下的农业经济不可能是奴隶制。即使当时领主们设有监督农民耕种的田畯，但也只是后世农官的雏形，与西方历史上的奴隶总管还是不一样的。奴隶制只能产生在希腊那样的手工业作坊里，因为只有在那样狭小的范围才能有效地监视每一个劳动的人。中国秦汉时期的工业生产也曾使用僮奴，其身份也类似于奴隶。但工业在当时社会经济中始终只占很小的份额，个别奴隶使用无法改变整个社会的属性。要知道，实行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是以其经济利益为考量的，由于巨大的管理成本，可以设想古代统治者不会在农业生产上采用这种笨办法。 由于定居，积以时日，必然形成以相同血缘为区分的村落(此无论父系还是母系)。而这又势必形成以后宗法制的滥觞。即以血缘为纽带，以辈分为等级的自然概念。因而宗法制不是统治者或至圣先贤发明出来强加于人的，而是在农业社会逐步发展并自然形成的。至于以后的一些具体规范，即以后的礼制，则有人为的成分，即对原来的自然状态加以整齐、规范、强化而已。在中国，封建制是宗法制的必然结果。无论是贵族制、领主制还是地主制，只要其聚族而居的农村村落形态不变，其社会形态就只能是封建制。 写作《中国社会史论》的年代，正是日军侵华、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候。面对中国百年以来积贫积弱，处处受列强欺侮侵略的情景，熊先生考虑得*多的问题是中国社会的长期迟滞，也就是中国何以落后的原因。在探究上述问题时，他率先提出了中国历史的周期率问题(黄炎培在四十年代延安著名的“窑洞对”中曾提出此问题)。中国历史的周期： 即天下大乱，群雄逐鹿，其中*强有力者削平群雄，统一天下，并逐步消灭一切可能的、潜在的竞争对手(屠戮功臣、翦除同姓诸侯中的强悍者，翦除思想异端)，然后轻徭薄赋，天下大治。*后则由于后继庸懦，或外戚专政，或宦官把持，政纲陵替，朝政日坏，统治者穷奢极欲，乃至民不堪命，后又导致天下大乱。于是人口锐减，社会物质财富扫荡一空，群雄割据。整个历史又需从头开始。中国号称数千年文明，但往往是经二三百年，又从零点起步。以中国历史之悠久，而其物质财富和文化财富的积累则是相当有限的。 历史上每一个新王朝都是凭借杀伐在血雨腥风中建立的。战争胜败是政权合法性的唯一依据。所以历代开国之君都被尊为武皇帝，因为他们是战争的胜利者。由于皇位是靠武力登上的，江山是靠打出来的，所以中国的王朝不存在所谓合法性问题。因而也不存在对*高统治者监督的问题。自从秦实行督责术以来，所谓监察，只是上对下的监察，是皇上对臣下的监督与监视。而当皇上自身昏庸，胡乱施为，或者臣下欺蒙，把持政柄的时候，所谓朝纲也就乱了。在如此政治格局下，周期率是无法超越的。 与天下治乱和改朝换代相关联的问题，就是国家的统一与分裂。在《中国社会史论》第四编，作者就秦汉至宋初间的割据与分裂作了详细的叙述。与此相连带的另一大问题，就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甚至是入主中原，称王称帝。据书稿，从秦统一中国至宋太平兴国四年(公元前221—公元979年)，这一千二百年间，统一时期只占四百余年，而割据(分裂)却占到七百多年。如再看自宋以后的九百三十年(979—1911)。除北宋一百五十余年、明朝约二百七十年是由汉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其余元、清两朝，均为少数民族入主。如果再把南北朝和五代算上，北方游牧民族统治华夏民族的时间几达五百余年。对于国家分裂与外族入侵的恐惧，熊先生极力颂扬了汉唐攘外拓边的功业。他以历史为鉴，告诫国人，只有国家民族内部团结，才能形成强大的国力，有效地抵御外族扩张势力的侵犯。 反儒扬法是二十世纪的一个重要思想动向。自晚清始，人们对中国的贫弱，积怨于长期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家学说，这是有道理的。明清以来，以四书五经为学者全部课程，八股文为选拔人才的唯一门径。一切制度谨守陈规、不思革新。学者士人对世界大势全然不知，面对以现代科技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动力而迅猛发展的西方列强，被动挨打将是必然的。但是这些，孔孟并不能任其咎。要知道，儒学所具有的缺点，并不是儒家一派所独有的，而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共性。春秋时期，百家争鸣，特别为近代学人所艳称。其实这所谓百家，说到底只是一家。除道家中的庄子外，他们的着眼点，无不集中在得君治民这一点上。即使是以清静无为相标榜的老子，也是在为君王谋。他们关注的只是政治，而非抽象的哲理和自然科学，而对自然科学研究的缺失，对世界本体以及逻辑等抽象思维的不感兴趣，导致了后来使人难以摆脱的中国病。当然这又是中国所特有的自然及政治环境所决定的。这是之所以科学不发达，蒸汽机无从发明的重要原因。 中国古代学问的中心是政治。而这种政治又是以君(国王皇帝)为核心的。在对待君的问题上，儒家首先是尊奉，将其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所以忠君是儒学的重要命题。然后是理想化，希望其以尧舜为楷模。由于有极高的企望，因而就欲对其有所规范。儒家所崇尚的礼，是封建等级制度的宪法，它规定了君的权力地位，也规范了它的义务和为君之道。所谓“君君”，就是要求君必须像君的样子，符合“礼”对君的要求。儒家又是以圣人自居的。他们相信他们有匡正君王的职责，并且有这样的能力。他们以王者师自居。因此他们要诤谏，要对君加以约束。到了孟轲，甚至认为对桀纣那样的君，臣下可以造反，认为杀桀纣不是弑君，而是杀一独夫。儒家企图按自己的标准和理想改造君王，这使“君”们很不高兴，所以儒家在当时四处碰壁，很不得意。其他学派则不同。墨家主张“尚同”，即无条件地服从君王，与其保持一致性。所以熊得山先生说墨家是主张独裁专制的，虽然他们主张的是贤人政治，但实质与专政集权并无二致。法家就更不用说了。所谓“法后王”，就是一切以时君的言行意愿为准则，主张君王行督责之术而“恣睢”。所谓恣睢，就是君王应当肆情任意，想怎么办就怎么办。这种情况在儒家看来是不可想象的。秦始皇坑儒，正是针对儒家的横议，即对他任意施为的阻挠。由法家理论武装起来的秦王朝，建立起君王独断的政治构架，根除了对君王一切可能的监督。由于百代都行秦政法，这种历史的路径依赖，是中国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存在的原因。由于汉朝对儒家的改造利用，使得儒家中的民本主义也大打折扣。以后这种阳儒阴法的政治体制，使中国通向民主的道路变得几乎不可能。 必须指出的是，法家所主张的政治制度绝非“法治”，而只是刑治。是“赭衣塞路，囹圄成市”，是“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成积于市”。法家的法，决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宪法和法律，它只是君王的意志。正如汉朝杜周所说的，“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今为是，何古之法乎”！而且，法、术、势三者是不可分的。法是君王镇压人民的武器，术是驾御臣下的权术，势就是君的地位和权势。三者交相为用，成为独裁专制的法宝。所以有人说，中国的封建专制，并不是阶级的统治，而是皇帝一个人的统治。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独夫。此外，关于秦朝的新兴地主阶级也大有问题。秦是兵农分离的，他们以六国之民为农，这是一支庞大的产业大军，他们是农业生产和力役的承担者。秦的力役三十倍于古，而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可想象当年农民负担的沉重。而秦民，也即主民，则是以从军为职业。“五甲首则隶五家”，那么获十甲首，百甲首呢？可以想见，大量有战功的秦民都成了六国之民的领主，由他们对其监管，实行连坐，并强迫告奸。这些人是一批军功奴隶主，这与地主同佃户的关系是不一样的。秦是以其西戎的落后社会形式来统治文明发达的东部中国，是以占领军的形式来统治六国人民。秦的短命，实与这种暴烈的统治所导致的反抗有关。 汉以后的儒学被阉割，被工具化，但儒家理论特别是其仁爱和以民为本的思想仍然为后来的封建社会起到了稳定剂和缓冲器的作用，延长了各封建王朝的寿命，使其由秦朝的二三十年延长到二三百年。延缓了暴乱的发生。否则，中国历史早已在频发的内乱中完结了。 儒学的“存、养、省、察”培养了士大夫的道德人格。每当国破之际，就会有像文天祥、谭嗣同这样的读圣贤书的士人挺身而出，引颈受死。他们所表达的是中华民族的正气。儒家也有事功，历史上的名臣儒将绝不少见。而更重要的，由于游牧民族集战争、生产以及生活为一体的生存方式，形成对于农业民族的天然优势，使华夏民族多次且历时数百年置于其统治之下。但因为有作为中华文化主体的儒家文化的巨大影响力，在少数民族成为统治民族的时候，仍然是“以夏变夷”而非“以夷变夏”。 如上所述，并非说儒家学说完满无缺，并且可以主导当今的世界。它缺乏人权、民主、平等的观念，也缺乏科学的思维方式。时至今日，人类进入全球化时代的时候，人们应该学习借鉴世界上一切先进文化。但对于曾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起到过巨大作用的儒家文化，也绝不能全盘否定，一脚踢倒了事。而是认真研究它，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阻碍中国社会前进的另一大根源，就是封建统治者长期奉行的重农抑商政策。所谓重农，除了统治者关心国家粮食安全外，更重要的是“农则朴”，朴则易使。这是维护他们统治的需要。他们对流动的商人心怀疑虑。抑商，则不止是贬低其人格身份，更厉害的是中国从春秋以来就实行官商、官工政策，它妨碍了商贸的流通，阻碍了市场的形成与运行，也阻断了技术的交流和发展。我以为蒸汽机之所以不能产生，这是*大的原因。至于桑弘羊、孔仅之类的，他们只是典型的官商罢了，他们是封建官僚的工具。他们的贵盛丝毫也不反映商人的地位。 上世纪前半叶是中国历史上*为困顿迷茫的时期，由于前途无望，于是有些人将中国历史看成一片黑暗。其实反观世界历史，除少数自然历史条件得天独厚的国家和民族外，其黑暗与不幸甚于中国者也不在少数。且中国历史自有其光明伟大的一面，无数彪炳史册的人物和灿烂的文化就是*好的证明。如今，中国社会长期迟滞的问题应该说是已经解决了。中国还将向民主、自由、繁荣的道路迈进。但是，历史不会有终结，不会止于至善。未来的发展当靠国人如何把好轮舵，使历史的航船不再卷入深渊。 张家清2006年元月10日凌晨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