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站:奥斯维辛

那片若隐若现的蓝色山脉有多遥远？延伸到明媚的春日阳光下的那片平原有多广阔？如果是徒步的话，一天便可到了吧。如果骑着马一路小跑的话，一个小时也可到了吧。可对我们来说，它很远，非常遥远，遥远得看不到尽头。那片山不属于这个世界，不属于我们的世界。因为在我们和它们之间，横着电网。 我们内心的渴望，我们狂野的心跳，冲向我们头脑的血液，一切都显得无力。毕竟，我们和那片平原之间隔着电网。电网有两排，上方的灯闪着柔和的红光，照在两排高压电网和高高的白墙之间的一方天地，照在被困于此的所有人身上，就像是死亡在我们身上留下的记号。 总是同样的画面，总是同样的感觉。我们站在营区的窗前，眺望着诱人的远方，胸中充溢着紧张和无力感。 我和她之间隔了十米的距离。每当我眺望远方的自由大地的时候，便会把身子探出窗外。我因为等级较低，还能自由活动，可弗里德尔连这点自由都没有，因为她是更高等级的囚犯。我住在9号楼，一个普通的病人区。弗里德尔住在10号楼，那里也有病人，但和我们楼的不一样。我们这儿躺着的多是因为暴行、饥饿和过度劳动而生病的人。这些仍算是自然病因，在诊断书上也被算作可以确定的自然疾病。 10号楼是“实验楼”。那里住着被自称为“教授”的虐待狂侵犯的女性，她们所拥有的*美好的东西：作为女人，以及未来能够成为母亲的能力，被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残忍方式玷污了。 女孩们不得不放任那只疯狂的野兽将蛮横的激情发泄在自己身上，她们遭受着这样的痛苦，并违背意志忍受被玷污这件事，都是出于由生命中自然萌生出来的、活着的本能。在10号楼，涌动着的并不是爆发的欲望——而是政治妄想、经济利益。 这些我们都知道。 在我们眺望这片波兰南部平原，想要穿越这片把我们和视线尽头的蓝色贝斯基德山分开的草地的时候，我们都知道。 但我们还知道更多。 我们知道，我们的结局只有一个，但这个结局会将我们从这座铁丝网的地狱中解放出来，那就是死亡。 我们还知道，在这里，死亡会以不同形式在我们身上降临。 它可以像一个坦率的战士般冲来，医生会迎上去和它生死一搏。虽然这种死亡还有些下三烂的盟友——饥饿、寒冷和害虫，但在官方死亡原因里，它仍然被归类为自然死亡。 但它不会就那样找上我们。它会像找上之前在这里的几百万人一样，悄无声息，无踪无影，几乎没有气味。 不过我们知道，那只是死亡为了避开我们的视线而披上的隐形衣罢了。我们知道，死亡是穿着制服的，因为看守毒气室的那个人身上就穿着制服，上面写着：党卫队。 正因如此，我们在眺望那若隐若现的蓝色山脉时才会如此充满渴望。它离我们只有50公里远，对我们来说却永远触不可及。 正因如此，我才用力将身体探向10号楼，探向她所在的地方。 正因如此，她才会将手深深地插进糊住窗子的纱网里。 正因如此，她才把头靠在木头上，因为她对我的渴望不能被人打扰，就像我们对那高高的、若隐若现的蓝色山脉的渴望不愿被打扰一样。 嫩嫩的青草，熟得快要爆开的棕色栗子芽，还有那一天比一天明媚的春日阳光，似乎在预示着新生的到来。然而，死亡的寒意笼罩着大地。那是1943年的春天。 德国人依然在俄罗斯深处作战，战局还没有逆转。 西方的同盟国军队还没有踏足这片大陆。 肆虐欧洲的恐怖活动，仍在以越发激烈的方式上演着。 犹太人是这些掠夺者的玩具， 陪他们玩着猫捉老鼠的比赛。摩托车轰鸣着从阿姆斯特丹的街道间穿过，原本和平的运河边，充斥着皮靴跟跺在路上的声音和咆哮的命令，一夜连着一夜。 然后，这些“老鼠”经常在被带到韦斯特博克后再被放出来。人们可以在营地内自由活动，有包裹会寄过来，一家人也会待在一起。每个人给阿姆斯特丹的家人朋友写信时都会乖乖加一句“我挺好的”，这样，其他人便可不必抵抗，老实地向“绿色警察”束手就擒。 在韦斯特博克，犹太人还抱有幻想。他们现在虽然脱离了社会，但是一切应该会好的，他们*后会离开这被隔离的处境，重返家园。 “战争一旦打完，我们就返家园。”有一首流行歌曲是这样开头的。 他们不仅没有预见到自己未来的命运，甚至还有勇气——也许是盲目自信？——在这里开始新的生活，组建新的家庭。 每天，莫豪森博士都会代表韦斯特博克的市长来营地视察，在一个美丽的早晨——四月里天气*好的九天之一，汉斯和弗里德尔出现在他面前。 他们是两个理想主义者，他27岁，是著名的营地医生之一，而她刚满18岁。在大厅里，他是医生，她是护士，他们就是在那里认识的。 “独自一人，我们只是虚无；携手并肩，我们便成一体。”他曾在给她的诗中那样写过，如此描述他们的感情*恰当不过了。在一起，他们会渡过难关。也许直到战争结束前他们都会留在韦斯特博克，要不然，就在波兰继续战斗。反正战争一定会结束的，没人相信德国能够获胜。 就这样，他们在一起半年多，住在“医生房间”，那是一个用纸箱子与住了130个女人的大营房隔离开来的空间。住在那里的不只有他们，还有另一位医生，再后来，他们不得不与两对夫妇共用这个房间。这里真不是年轻人经营婚姻生活的地方。不过要是没有那些运送火车的话，其实也不碍事：每周二早上，都有1000人被送上火车。 男人、女人；老人、年轻人、嗷嗷待哺的婴儿，甚至还有病人。只有极少数人，汉斯和其他医生可以证明他们病得太重，无法在火车里躺上三天，才被允许留下来。此外，还有些特权人士：受过洗礼的、跨族通婚的、自1938年以来一直在营地的“营地旧居民”，以及汉斯和弗里德尔这样的长期工作人员。 有一份工作人员名单，上面有上千个名字。但是每一次都会有些城里过来的人需要被保护，他们要么是受到城市里居民的爱戴，要么是受德国人的命令，要么是因为他们曾经是光荣公民，不过更多的时候，是因为他们是犹太人理事会成员的旧相识，或者是在韦斯特博克曾经有关键地位的“营地旧居民”。于是这份名单就要被重新修订。 1943年9月13号的晚上，犹太人理事会的一名员工过来叫汉斯和弗里德尔收拾收拾，准备被送走。汉斯迅速穿好衣服，把为了每周的运送而在夜间高强度工作的部门全都巡视了一遍。斯巴尼尔医生，也就是医院的院长，对这个通知怒不可遏。汉斯在营里已经待了一年了，他工作非常努力，而很多后来才进来的人却不怎么干活。但是汉斯是在犹太人理事会的工作人员名单上的，要是他们都帮不了他，医护部门就更束手无策了。 八点钟，他们带着自己的全部家当，站到了穿营而过的火车前。站台上人山人海。治安局和机动兵团的人将行李搬上火车，还有两节车厢载满了路上所需的生活用品。医院的护士们搀着病人蹒跚而来，这些病人大多已经年迈，没法走路。但他们依然不能留下，因为下个星期他们也不会比现在行动便利。然后是留下的人，他们站在距离火车几十米的警戒线后面，哭得比要走的人更伤心。火车前后两端各有一辆带着纳粹党卫队的“SS”标志的卡车在进行监视，不过他们倒也算温和，甚至会鼓励这些人，因为他们不能让荷兰人知道“他们的”犹太人实际上受到的是什么待遇。 十点半，出发时间到了。货车的车厢门从外面被锁上。*后再道一声珍重，*后一次从车厢上方的小窗里眨眼示意，然后他们就踏上了被运往波兰的路途，没人知道下一个目的地是哪里。 汉斯和弗里德尔运气还不错。他们这节车厢里坐着的全都是年轻人，他们是弗里德尔以前在犹太复国主义组织里的朋友。他们人很友好，也很随和。车厢里一共挤下了38个人，狭小的车厢无比拥挤，大家左挪右挪，再把行李挂在天花板上，这样每个人能勉强有一块坐的地方。 “美满的”生活在路上开始了。到**站的时候，上来了几个党卫队队员。他们先是索要了香烟，然后是手表，紧接着是钢笔和珠宝。小青年们对此一笑置之，递上去几根散烟，发誓说身上再也没有了。他们很多人的祖籍都在德国，也经常不得不和党卫队打交道。曾经他们也活着出来了，这次自然也不会轻易让人摆布。 吃的就别想了。这三天，谁也没看见之前装上车的那些补给的影子。不过没关系！他们自己从韦斯特博克带出来的也还够。偶尔可以有几个人下车把满当当的马桶倒掉。当他们看到城市被轰炸的痕迹的时候，会雀跃一下，除此之外，整个旅程就没有其他节目了。 第三天，他们终于知道了目的地：奥斯维辛。这不过是一个词，没有什么特殊含义，不好，但也不坏。 夜里，他们抵达了奥斯维辛的大院。 火车停下来很久了，久到人们开始不耐烦，只希望现在能给他们一个准信儿就好， 能看看奥斯维辛到底是什么样子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