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古典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

　　《东方编译所译丛：新古典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　　开展社会科学研究的首要挑战是明确一个恰当的研究问题。反过来，研究问题指导研究者界定被解释现象（一个或多个）的范围、现象发生的分析层次、被研究的单元或分析单位，识别可能产生可检验假设和竞争性解释的理论，并*终确定被考察的潜在案例的总体。定性研究的核心目标是解释个体案例的结果。正如詹姆斯??马奥尼（James Mahoney）和格雷??戈茨（Gray Goertz）所指出的：“研究的核心目的就是，明确落入研究范围内的每个案例中特定结果的原因。”　　在国际关系这一政治学分支领域中，定性和定量研究者在使用“研究问题”、“研究难题”等术语时几乎都可以与“研究困惑”互换。2我们对这两者作了区分。“研究问题”和“研究困惑”都涉及对特定现象的原因或后果的探寻。两者都属于马奥尼和戈茨所说的因果关系的“由果及因”（causes-of-effects）路径，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在后面加以讨论。3然而，“研究问题”涉及理论上的难题。它们是无条件的，涉及普遍性和通则（比如，X类国家如何回应Y类国家的变化？为何如此？）。从本质上讲，“研究问题”是演绎的、抽象的，而且独立于经验现象。它们可能来源于既有理论文献中的没有探索的领域或缺漏，或者来源于两个或两个以上理论流派之间的辩论。　　考虑一下《东方编译所译丛：新古典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作者之一（诺林??里普斯曼）在之前一部著作中提出的研究问题：民主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行为相似吗？民主国家在制度、规范和程序上的差异会显著影响它们应对体系压力和机遇的能力，并由此影响它们的外交政策类型吗？特别是，国家元首和／或政府首脑相对于立法机构和公众的结构性自主程度，以及这些领导人在国际谈判中对国内选民隐瞒目标的能力，会影响提供给战败对手的和平协议的类型和内容吗？　　研究民主和平论的文献认为，国家的内部政权类型是它们在国际舞台上的行为的*重要决定因素。共享的政治规范和制度约束阻止了两个民主国家相互发动战争。相反，结构现实主义假设，民主国家的外部行为跟其他类型的国家没有什么不同。同所有国家一样，民主国家被迫要么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追求它们的国家利益，要么冒着生存受到威胁的风险。因此，无论是民主和平论者还是他们的结构现实主义批评者，事实上都认为民主国家是“功能上相似的”，尽管他们给出的理由不同，对外交政策和国际结果的启示也不同。里普斯曼的探索源自的假定是，“传统上将民主国家视为在国际领域中行为相近的类似国家的作法既不恰当又令人误解”。5他的研究问题打开了“民主国家”的类型，他随后发展出了关于结构性自主的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旨在解释国际体系压力如何通过不同类型的民主制度和国内政治动力过滤，从而理解不同民主大国*终采取的媾和战略的类型变化。　　相反，“研究困惑”（或经验困惑）涉及经验观察或现有理论的经验异例（比如，当理论期待X国在t时刻采取Z政策时，为什么X国实际上采取了Y政策？）。它们在本质上是归纳性的。困惑的存在意味着，有一个或多个可观测到的经验现象需要被解释。吉利恩??施韦德勒（JillianSchwedler）对政治学中常见的两种“理想”类型的研究困惑作了有益区分：“**类是无法轻易获得现成答案的；第二类是前人研究给出的答案似乎并不适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