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陷阱 无论如何都想告诉你的科学真相

2014年10月8日，托马斯.埃里克.邓肯（Thomas Eric Duncan）在达拉斯市的一家医院因感染埃博拉病毒去世。从他被诊断出感染埃博拉的那一刻，遍布全美的各家媒体就开始用相关新闻不断拉响警报。媒体马上将他的死归咎于护理他的医院和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U. 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 。截至当月月底，美国共出现了四个埃博拉病例：两例为普通病患——包括邓肯在内——是在这种疾病正在大肆流行的非洲国家感染的；两例为医护人员，是在护理邓肯时感染的。整个11月，关于埃博拉的新闻占据了全美各大报纸头版，警告我们现在面临着染上这种致病疾病的危险。这些媒体报道使人心惊胆战，某些人因此产生了不知送孩子们去学校或者搭乘公共交通工具是否安全的担忧——即便他们居住在与这四个案例相距甚远的地方。“有报道称孩子们被带离学校，甚至有部分学校关闭，”赫芬顿邮报 的迪恩.贝克（Dean Baker）写到，“许多地区都有人不去上班了，另一些人则选择开车而非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因为害怕被其他乘客传染埃博拉病毒。还有报道提到人们纷纷远离商店、餐馆及其他公共场所。” 缅因州一所小学让一位教师停课，因为她曾入住一家达拉斯的酒店，该酒店距离两位护士感染埃博拉的医院有9.5英里 远。 正如查尔斯.布洛（Charles Blow）在他的《纽约时报》专栏文章所说：“我们国家与其说是在迎战一种病毒，不如说是在迎战一种恐慌，这种恐慌正是处事保守的政客和不负责任的媒体激发出来的。” 其实，托马斯.邓肯不是唯一一位于2014年10月8日在美国去世的人。只要从年度统计数字中进行推算，我们就能得出结论，当天在美国约有7000人死去。其中约有半数死于心脏病或癌症；331人死于意外事故，车祸是这其中*常见的事故原因；还有105人死于自杀。 邓肯死亡这一天，约有80人因枪伤死亡，这些枪伤有三分之二是本人操作枪械时发生的。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通讯记者迈克尔林.杜克里夫（Michaeleen Doucleff）经过粗略计算得出的结论是，在美国感染埃博拉的概率是13300000:1，远小于死于飞机失事、蜜蜂叮咬、遭遇雷击或鲨鱼袭击的概率。 在车祸中丧生的概率要比在美国感染埃博拉病毒的概率大1500倍。在2014年10月8日这一天，几乎没有一篇头条新闻与蜜蜂叮咬和鲨鱼袭击有关，这的确不足为奇。这大概还显得很自然。毕竟，埃博拉出血热（EHF）的病因即埃博拉病毒感染在美国是很不寻常的，而心脏病、癌症、车祸、自杀和谋杀则是常态。然而，问题在于，媒体对埃博拉的强调（以及普通人对埃博拉的恐惧）超过了对其他常见得多的致命因素的关注，这种做法会制约我们的行为，有时还会带来危险。有多少人在阅读讨论他们感染埃博拉的风险的文章时是在抽着烟，或者吃着糖分过高的早餐麦片呢？某些美国人匆匆加入流行一时的谴责阵营，就埃博拉问题指责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坚持认为政治家和医疗机构犯了错，控诉非洲国家无知而愚昧的行为。在华盛顿特区，圣公会三一堂约有四分之一的教徒不再做礼拜了，因为他们害怕其他教友之前去过西非。 一家俄亥俄州的婚纱店店主公开表示遭遇了数万美元的经济损失，因为安伯??文森（Amber Vinson）——在达拉斯感染埃博拉的两名护士之一——曾经光顾过该店。店主在病毒潜伏期内关闭了店铺，还请来专业清洁公司对店铺消毒，但是“一连串吓坏了的顾客取消了订单”。 一份总统调查团报告指出：“美国人只关注自己被旅行者感染埃博拉这种近乎不存在的风险，却没有强烈要求去帮助这种疾病正在流行的那些国家。” 很有可能，这些惊恐万状的美国人并没有增加体育锻炼，停止食用深加工食品，收紧汽车座椅安全带，戒烟，把家里的枪都卸下子弹锁进柜子，或为自己的抑郁症或酗酒问题寻求医疗帮助。埃博拉的传奇性的确令人兴奋，就像在看恐怖电影。而其他导致死亡的原因人们都熟视无睹，提不起兴趣。换句话说，美国人的行为是不理性的，大大高估了埃博拉的风险，同时低估了其他致命伤害的风险，而后者是他们有可能采取行动来改变的。正如萨拉在当月的一篇文章中写到的：“美国人为了不让自己早早死于病原体感染能采取的*有效做法是什么？注射流感疫苗。” 克雷格.斯潘塞（Graig Spencer）医生被诊断出感染埃博拉并被纽约市贝尔维尤医院（Bellevue Hospital）接收之后，对埃博拉的恐惧“抓住了全国人民的心”。 我们对某种并不真实存在的健康威胁——在美国境内感染埃博拉——极端恐惧，对那些真正对我们的健康构成威胁的事物——缺乏锻炼、烟瘾、食物糖分过高、酒精摄入过高、不系安全带、持枪——则不太关注，对比这两种心理，就能证明我们在为维持健康水平、提高生命安全做决定的时候往往未能使用科学依据。这种情况都要把科学家、健康专家和公共卫生官员逼疯了。当一位受过教育的家长由于担心疫苗弊大于利而拒绝为自己的孩子注射疫苗的时候，上述专家竭力谴责这种立场是多么“无知”，举出大量证据证明事实与家长的担忧正相反。一次又一次，我们为我们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作出的决定不是基于对科学数据的分析，而是情绪化因素。政府用纳税人的钱开展了大量所费不赀的研究，试图证明科学是对的，可是人们总有越来越多的理由认为那些研究不充分、有偏见或是完全错误。对立双方相互指责对方蓄意编织危害美国大众的谎言，被特定利益集团收买，而且愚不可及。数据也许能清晰显示两者谁对谁错，可人们做选择的时候无视或否认了证据。本书尝试阐明我们这样做的原因，以及我们在为自己和深爱的家人的健康问题做决定的时候可以怎样做得更好。为什么我们无视或否认科学依据？研究表明，在为健康问题做决定时拒绝承认科学依据是有很多理由的，但愚蠢并不是其中之一。很聪明的人也会站在丝毫没有证据证明的立场上。譬如，家长的受教育程度与拒绝让孩子接种疫苗这种行为就有很直接的联系：这个令人遗憾的选择的主要支持者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富裕人群。 是什么令聪明人作出这样的决定，采取并无事实依据的立场呢？这就是本书致力于解决的问题。随着萨拉对公共健康事务的参与日益深入，在她脑海中本书的主题日益成形。令她尤其困惑的是“疫苗反对者”，这类人宣传的主张是：疫苗有害，会导致自闭症等多种不良后果。这根本不是事实。疫苗是现代医学的一大胜利，迄今为止帮助我们免于遭受天花、麻疹、脊髓灰质炎、白喉等致命疾病的伤害。疫苗建立在精妙的科学法则之上，具备清晰的安全记录，绝对不是自闭症的成因。萨拉很奇怪，怎么会有人拒绝让孩子接种疫苗呢？与此同时，经过精神病学专业训练，并以科学家身份度过了大部分职业生涯的杰克也开始对人们坚持持枪的理由越来越感兴趣了。他起初以为这是为了狩猎，而狩猎又只不过是一种他和他在纽约的朋友们不感兴趣的爱好，如果非要提出倡议阻止所有喜欢在树林里射杀动物的人继续这样做，是很不对的。可是，看过统计数据之后就会发现只有相对数量很少的美国人是猎人，而大多数持枪者都是为了“防御”才持有武器，尽管大量研究反反复复地证明，放在住宅里的枪更经常打伤或杀死本来就居住在那间房子里的人，而极少用来杀死某个入侵者。拿到枪的便利性与谋杀率及自杀率的提高有显著的正相关。 从数据统计的角度看， 在家里放一把枪的坏处要远远大于任何可能存在的好处。请想一想26岁的圣路易斯居民贝卡.坎贝尔（Becca Campbell）身上发生的悲剧：据报道，她为了保护自己和两个女儿买了一把枪。而实际上她并没有遇到像弗格森骚乱 那样的危险，却不小心射伤了自己，*终不治身亡。 对于疫苗和持枪这两个案例，科学依据都强烈建议采取如下立场——为孩子接种疫苗，不要把枪放在家里——然而我们中的许多人选择了无视或拒绝科学建议。我们特意区分了“无视”和“拒绝”，前者表明该人不知道这类科学依据，后者表明该人知道有这类科学依据，但是主动选择了不认同。我们很快就列出了一张清单，列出了若干其他公然违背科学依据，却能得到至少是一部分人极其坚定的支持的医疗保健类观点： 疫苗有害。放在住宅里的枪支能保护居住者免遭武装入侵者的侵害。包含转基因作物的食品对人类健康有害。HIV（人类免疫缺陷病毒）不是艾滋病的病因。核电站比火力发电厂更危险。抗生素对治疗病毒感染有效。未经巴氏消毒的牛奶是安全的，而且含有优质营养物质；这些营养物质会被巴氏消毒的过程破坏。电休克疗法（ECT）会造成脑损伤，而且没有疗效。 在本书中，我们会呈现相关证据，证明上述观点没有一条是正确的。但我们的目的不是巨细靡遗地分析科学数据和研究结果。有很多其他文献综述列出了与上述八种观点相反的证据，论证严密，细节完备。我们在本书中的任务是试图理解为什么有理性、有头脑也有善意的人们会相信这些观点。有很多思维过程能令我们表现出人性、拥有同理心、在社会上发挥自己的作用，而且从进化论的角度看，可以帮助我们作为一个物种存活下来；这些思维过程都有可能在运用到科学家所说的“科学推理”时令我们误入歧途。为什么？对不少初学者而言，科学推理很难掌握，因为它令人失去了信心十足作出肯定陈述的能力。科学推理的过程是：建立将来可能被推翻的假说，在证实因果关系之前需要提出大量要求，涉及的是人群而不是个人。换句话说，从科学角度出发我们永远不能给出100%肯定的结论，只能非常接近绝对肯定。这一点与我们人类的惯有思维是冲突的。更有甚者，科学是通过反复否定和证伪取得进展的，而我们天生就不想轻易转变自己的观念。结果就是，多个纯粹的健康问题和常见的心理问题结合在一起，会令我们更容易在思考科学和医学问题时犯错，作出对自身健康没有好处的决定。这些糟糕决定往往包括采取冒险行为，例如拒绝接种疫苗，消费不健康食品，抽烟，不按照医生建议的饮食运动方式生活，进行不安全性行为。我们认为，这些冒险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复杂的心理因素，这些心理因素的生理基础是已知的。在本书中，我们将探究糟糕决定和不理智的健康观念背后的生理和神经生物学原因。我们认为，在多种情况下，前述心理动机都是适应性的（意思是，这类动机在进化中留存至今是为了保障我们的安全和健康），但应用这类心理动机的方式往往是适应不良的。我们还认为，如果缺乏对不理智的医学决定背后的心理、生理基础的正确认知，我们这个社会就不能设计出一种策略来缓解这个问题。因此，我们在总结中提出了一套可以对抗糟糕的医学决定的方法，该方法充分考虑到了心理和神经生物学因素，就如何鼓励人们采纳科学性更强的意见，而不至于在执行时打折扣，也不至于抹杀掉他们可贵的情感反应提供了指南。我们将在行文中多次强调本书核心问题的出现不仅仅是由于缺乏信息，尽管这的确可能是原因之一。哪怕我们知晓并理解全部相关事实，不理智行为仍然可能出现。考虑到我们现在对人脑功能的认知，严格来说，甚至可能不该将对科学结论的否定贴上“不理智”的标签。更确切地说，这种否定基本上就是我们的心智活动的产物。这就意味着，简单的教育不足以转变对科学结论的否定。自然，对反科学人士有多么“愚蠢”发表愤怒的长篇大论并不能体现这样的态度。举例来说，《大西洋》杂志近期刊登的一篇文章讨论了许多洛杉矶城的家长拒绝让孩子接种疫苗的问题，文章总结道：“这些人拥有的财富给了他们雇佣愿意放纵他们这种不理智信念的非正统儿科医生的机会。但有钱并不能赋予他们将整个城市的儿童无缘无故地置于19世纪的恐怖疾病的威胁之下的权利。” 这个例子中的文章之所以没有作用，是因为它试图靠羞辱人们改变他们的信念和行为，而这在解决健康和医学理念问题时基本无效。正如加拿大科学家尚塔尔.普利奥（Chantal Pouliot）和朱莉.戈德布（Julie Godout）在她们的一篇讨论公众科学教育的精彩文章中指出的，当科学家们思考如何与非科学界人士交流时，一般会采取“知识不足”模式，也就是认为非科学界人士只是不了解相关事实。对此，这两位作者的主张却是：有证据表明，非科学界人士其实能够理解“研究的复杂性以及与许多科技成果并存的不确定性”。 普利奥和戈德布呼吁广大科学家应学习社会科学家的研究结果，即大众确实有能力理解科学概念。本书的六个章节每一章研究一个科学否定论问题背后的关键动因。每一章都结合了心理学、行为学、社会学、政治和神经生物学的知识。我们并未断定只能在这些学科中找到科学否定论现象背后的原因，但是经过一番辛勤钻研，我们倾向于认为这些知识可以解释*重要也*突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