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地带:大湖区的印第安人.帝国和共和国(1650-1815)/全球史译丛07

二十周年版序 《中间地带》写成已经二十年了，从那时起，这本书独自开始了它自己的奇遇。它跨越学科边界，影响到文学批评、人类学、考古学、政治学领域，并且旅行到了全世界。出乎我意料的是，它不仅影响了北美其他地区的研究，还影响到在非洲、亚洲、澳大利亚和欧洲的研究。另外，它还进行了“时间旅行”，在有些案例中被应用在了古代。 《中间地带》这本书讲述的一点就是，相互的误解以及由此产生的新意义，重点在于误读所产生的好处。对于我所指的“中间地带”，我意识到写书时并未完全领会的使用方式——两个并行的方式。首先，我试图描述这样一个进程，它产生于“有人愿意……用他们所理解的对方的文化预设来使自己的行为显得合理合法”。这些行动者追求文化上的“共通，不管是自己感知到的还是真实存在的”。这“通常像是误解或偶然的产物——实际上也是如此”。这种解读也许荒谬可笑，但是没有关系。“任何共通之处，不管多么微小，只要双方接受，它便可以投入使用，并有自己的生命。”这个过程充满彼此的误解，而且是创造性的误解。过去如是，现在也如是。 不过，在发展这个理念时，我一直没有将它脱离《中间地带》中的另一个层面。我试图描述一个特定的历史空间，它是这个更大进程的产物，占据了本书的主要篇幅。这个空间就是高地（pay d’ en haut）。由于“中间地带”本身是一个空间的隐喻，该术语允许合并我所讨论的手段、创造性误解、真实空间：高地或法属加拿大的高地。 我想我已经把构成这种空间的要素说得非常具体了：帝国或国家政权与无国家式社会组织的遭遇，势力基本持平。双方都想获得对方所拥有的东西，而且双方都不能调动足够的武力迫使对方服从。军队、暴力在创造与维持中间地带的过程中并不鲜见，但其中的关键因素是调解。 调解的过程不仅仅指妥协。如果“中间地带”的全部意义就是相互冲突的利益之间的妥协，那它就是个毫无用处的概念，因为妥协已经被学者、政治家及一般大众广泛接受了，为何还要给它起个新名字？部分地通过创造性的误读，中间地带创造出了一系列实践、仪式、职位和信念，尽管这些产物由相关群体的诸多元素组成，但在整体上独立于这些群体的实践和信念。在某种意义上，它也是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所说的“修补术”（就地取材制成的物品）：就地取材，去克服一个新的障碍。但列维-斯特劳斯同样对“修补物”能做的事及其可用的工具做了限定——稍后我会对此进行讨论，相比较而言，“中间地带”比他的“修补术”概念范围更广。 我始终认为，作为一种进程的中间地带在其他地点、其他时间也存在。但是，我认为其他研究者每次在研究工作中，发现的并非都是与法属加拿大高地完全一样的空间。有些时候该进程可能已经初步显露，但并未出现该空间。法国人深入北美，来到密苏里河西部，中间地带的许多实践在那儿也进行，包括联盟长官、卡柳梅特（calumet）仪式、礼物交换和天主教传教所。那些地方同样有大量适宜的、有创造性误解的案例，但并未出现和法属加拿大高地一样长久存在的空间。中间地带的空间有赖于一种能够支持并扩大其进程的基础结构，而这种基础结构只在双方大体上势均力敌且存在相互的需求时才会产生。尽管作为一致空间的中间地带很难产生，但我并不惊讶有学者在西半球其他地区发现了中间地带，比如克劳迪亚·加西亚（Claudía Garcia）在研究17 世纪末的莫斯基托印第安人时使用了这个概念。 …… 当“中间地带”的概念传入其他学科后，学者们往往（但并不总是）关注美洲印第安人。在文学批评中，阿梅莉亚·卡坦斯基（Amelia V. Katanski）在印第安寄宿学校里发现了“中间地带”，并用这个概念来解释关于这些寄宿学校的文本。哈维格·伊泽恩哈根（Harwig Isernhagen）发现，在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美国中西部的“联邦作家计划”文本中有了中间地带的回应，但并没有重新创造中间地带。还有学者发现中间地带在描述当前的政治发展时也很管用。贝丝·康克林（Beth A. Conklin）和劳拉·格雷厄姆（Laura R. Graham）发现这个概念在理解亚马孙河流域的环境冲突时很有用，特别是在“亚马孙印第安人与外部的环境相关者的互动场景”中。他们的中间地带是“一种政治空间，跨文化交流、交换及联合政治行动的场域”。 …… 中间地带并不代表欧洲人和印第安人之间已经取得了广泛的相互理解和欣赏，人们并未和睦相处。“中间地带”这个概念也不预示着土著文化或欧洲文化的消失，更不意味着会有某种共同的混合文化将其取而代之。我认为在创造新文化的同时，旧的文化在许多层面一直存在。 …… 《中间地带》是一本历史著作，但又不仅仅如此。它探索和解和社会变迁，探索持续存在的共识和差异及其产物。我希望“中间地带”这个概念能在这个世界有所作为。如同乔纳森·李普曼所说：“当今世界多数（即使不是全部）民族国家都在处理国内少数族群的问题——那些同时归属于不止一种文化的族群，他们居住于‘中间地带’，并且创造了新的混合文化。”不仅如此，拥有很多观点却缺乏知识的专家们又一次告诫全人类，远离那无法理解现代性的过往。因此对我来说中间地带就是希望之地。 导　论 印第安人-白人的关系史通常并未制造出复杂的故事。印第安人好比岩石，欧洲人则是海水，而历史好像是永不停歇的风暴，只会有两种结果：海水磨损和分解了岩石，或者海水侵蚀了岩石但*终无法吸收其顽固的残余碎片。**种结果产生了征服和同化的故事，第二种则产生了文化反抗的故事。讲述这些故事的人都没有撒谎，某些印第安族群确实消失了，也有一些确实进行了抵抗。但讲述者们都没有看到更为宏大的进程和更大范围的真实场景：大海和陆地的相遇不是只有破坏，也有创造，就如白人和印第安人的相遇一样。 许多学者已经说过，在某种意义上，美国神话的存在很可能是因为历史学家们否认了美国的历史。这些神话将文化接触描绘成发明创造。随着丹尼尔·布恩（Daniel Boone）及其后继者的活动，白人和印第安人的相遇创造了一种“新人”，它是白人暴力吞噬印第安人的产物。但是，神话只比占领与抵抗的故事好一点点。只有白人改变了，而印第安人却消失了。白人征服了印第安人，使之成为理查德·斯洛特金（Richard Slotkin）所谓的“通过暴力进行再生产”的牺牲品。 本书所讲的故事跳出了这些简单的论述，并将它们整合进一种更为复杂、非线性的叙事中。本书的主旨是关于寻求接纳和共识，其结构几乎是圆形的。它讲述了欧洲人和印第安人如何相遇，如何将对方视为异己、他者，甚至非人的存在；在接下来两个世纪中，又是如何在五大湖区（the Great Lakes）周边法国人称为高地的区域营造出一个共有的、可以相互理解的世界。这个世界并非世外桃源，不应将之浪漫化。事实上，此处可以充满暴力，间或令人恐惧。但正是在这儿，阿尔冈昆人及形形色色的欧洲人所依存的旧世界交叠在一起，混合创造出了一套新的意义体系和交换体系。然而，这种接纳和共识*终破裂了，印第安人被重新视为异己、异域风情的他者。 在这个故事中，我所说的“接纳”并非换个说法的“同化”。在惯常的用法中，“同化”描述了如下过程：一个群体通过借用独立的文化特征，变得越来越像另一个群体。同化通常发生在主导性的群体基本上可以对从属群体直接发号施令的时候。本书描述的接纳过程当然也包括了文化变迁，但它发生于我所说的中间地带。中间地带处于事物“之间”：它在文化之间、族群之间，也在帝国与无国家的村庄社会之间。此处生活着许多北美国民以及帝国的同盟者。这片区域处于欧洲侵略和占领的历史前线及印第安人战败撤退的背景之间。 在中间地带，不同人群通过一种创造性过程适应彼此之间的差异，这个过程充满权宜之举和误解。他们试图通过自己理解的关于对方的价值和行事方式，去说服不同于自身的人群。他们常常误会和曲解了与之打交道者的价值观和行事方式，但从这些误解中产生了新的意义和行为体系——中间地带的意义和行为体系。 彼此接纳之所以能达成，是因为长期以来，在殖民地的大部分地区，白人既无法主宰印第安人，也不能无视他们。白人需要印第安人，需要他们作为同盟、贸易伙伴、性伴侣和友善的邻居。中间地带的进程当然不仅限于此处讨论的群体。实际上，早在本书描述的时代之前，毫无疑问，易洛魁人（the Iroquois）和休伦人（the Hurons）之间就已经开始形成中间地带。中间地带也不只是高地才有的现象，只因为此处长期存在广泛的相互接纳。 第二章 中间地带 由于法国人和阿尔冈昆人是生意伙伴，是盟友，所以阿尔冈昆人的世界和法国人世界的边界消失了，两个世界开始融合。尽管还是能一眼认出谁是法国人、谁是印第安人，但一段时间后，某种特定的行为、做法是法式的还是印第安式的就不那么明显了。这并非因为印第安个体变得“法国化”了，或者法国个体“土著化”了——尽管两者都可能发生，而是因为，虽然阿尔冈昆人对自己作为印第安人的地位和习俗都感到很自在，法国人也对法式之道的正当地位感到无比自信，但他们都不得不同那些与他们的价值观和行事方式都不一致的人打交道，他们不得不走到一个行为恰当的共识地带，不得不创造出我所说的“中间地带”。 在创造中间地带的过程中，法国人和阿尔冈昆人相互影响。这个过程经过了几个阶段，其中*早的阶段*引人注意，也是*无趣的。在这一阶段，法国人简单地把印第安人纳入自己的观念体系来理解。他们认为印第安人是野蛮人，还把印第安宗教简化为恶魔崇拜和巫术。阿尔冈昆人则是把**批欧洲人当作曼尼通。双方都是把陌生族群机械地塞进自己原有的分类体系中。 读写能力赋予这初始阶段一种欧洲人可能缺乏的潜力和持久性。因为法国人会读写文字，因此关于印第安人的知识在远离实际接触的地方广泛传播。这种知识并未被后来与印第安人真实接触的经验所推翻，而是成为一种文学遗产留存下来。实地生活在印第安人中的法国人抛弃上述知识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法国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仍然把印第安人视为十足的野蛮人，认为他们要么具备天然的美德，要么天生残暴。欧洲人围绕这些想象中的印第安人形象展开争论，那是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和卢梭笔下的印第安人。虽然这些想象中的印第安人形象也有其意义，但它们与阿尔冈昆人和欧洲人持续接触的真实情况相去甚远。在高地，因为种种原因，真实的印第安人和遍布各个阶层、地位的白人必须相互依存，以达到特定的目的。正是这些法国男人（因为法国女人要到很久后才出现）和阿尔冈昆男女创造了共同的世界——中间地带，并在这里活动。 在新的情境下，人们仍然试图遵循常规去行动，于是自然开启了创造的过程。双方以不同的方式追求不同的目标。法国官员和商人想要使他们眼中捉摸不定的野蛮人的世界合理化，并且具有秩序；阿尔冈昆人在某种意义上则追求相反的目标。阿尔冈昆人希望通过诉求对个人的偏袒或豁免来改变或调整既定秩序。他们向曼尼通寻求特殊的力量来调整植物、动物和神灵世界的秩序，他们也以同样的方式向法国人寻求对社会领域的有效改变。在接下来的例子中，法国人往往想强推一些不可违逆的规则，阿尔冈昆人则追求打破秩序平衡而来的“力量”，主张在自然世界中人的例外性。双方将自身的文化预设应用在新的情境中，往往导致文化本身改变。双方试图保持自身世界原本的秩序，各个群体使用的规则逐渐变化，以合乎特定情况的紧急需求。这些行为的结果是产生了一系列新的共同惯例，而这些惯例又作为新的基础试图规范或影响行动。 双方都无法通过武力达到目标，人们需要找到武力之外的方法来与外邦人达成合作与共识，中间地带于是应运而生。为了成功达到自己的目的，在中间地带活动的人理所应当地要尝试去理解并消化他人的世界和逻辑。特别是在外交会议中，中间地带就是一个持续充满变化的领域，并以惯例的方式呈现出来。在新的惯例之下又产生了新的目标，如是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