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大历史(上下)(精)

第十二章 地中海时代的终结（1571—1669） 中国同时期：明穆宗朱载垕—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 1571年10月19日上午，一艘由安吉洛.加布里埃利（Angelo Gabrieli）指挥的桨帆船在威尼斯圣马可广场（San Marco Square）靠岸，带来了土耳其人于12天前在勒班陀被教皇、西班牙和威尼斯组成的神圣同盟击败的消息。起初，威尼斯市民十分警觉，因为加布里埃利的船员们穿着战败的敌人的衣服。然而，近距离探视之后，圣马可广场上越聚越多的人群注意到，奥斯曼的旗帜悬挂在船尾，甲板上还有土耳其武器和俘虏。很快，船上鸣炮庆祝，一股汹涌的情绪在全城爆发开来。人们因胜利而激动得大声哭泣，兴高采烈地将手高高地举向天空，在大街上相互拥抱。接下来的一整夜和整整一周，整座城市都在燃放烟花、敲响钟声、举行弥撒，庆祝勒班陀战役的胜利。该市金融区里亚托区（Rialto）的商人和工匠们用土耳其的地毯、旗帜和弯刀来装饰他们的店铺。市政部门打开债务人监狱，上演了一场由政府人员、战争英雄和犯人参加的盛大游行，向圣马可广场行进。 在接下来的两周，勒班陀战役胜利的消息在全欧洲传播开来。消息所至之处，人们都以欢笑和仪式来庆祝。据说，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Philip Ⅱ）听到这个消息时，表现得淡定如常。当他在埃斯科里亚尔宫（Escorial）的私人教堂做弥撒时，他的大臣们告诉他土耳其人战败的消息，他却不动声色。然而，做完晚祷时，他站起身来，庄严地命令唱起圣歌，来庆祝基督教对土耳其人的胜利。就连新教国家也感到欢欣鼓舞。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James Ⅵ）作了一组拉丁文短诗来纪念这次胜利。 当时的人后来断定这场胜利是天主教和伊斯兰教数十年斗争的终结。《堂.吉诃德》（Don Quixote）的作者米格尔.德.塞万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参加了这场战斗，他称之为“过去、现在和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所能见到的*伟大的事件”。他以自己在勒班陀战役中所负的伤为荣，他的伤使他左手残废。教皇和威尼斯当局命令在象征他们权力的大厅里绘上壁画，以纪念基督教联盟的胜利。然而，不到两个世纪之后，法国哲学家伏尔泰颇具讽刺意味地将这场胜利称为一项无意义的成就。 勒班陀战役是地中海地区历史上*大规模的一场海战，在这场海战中，14万名土耳其人、西班牙人、威尼斯人和教皇的臣民分乘600多艘舰船，在希腊西部的海岸展开对决。在4小时的激战中，4万多人战死，将近100艘船只被击毁。战死者当中，大约有2500人是土耳其人。塞万提斯通过堂.吉诃德的嘴回顾说，那一天“对于基督教世界来说是如此令人高兴，因为全世界终于知道土耳其人在海上并非战无不胜的”。然而，根据其直接结果，勒班陀战役的后果证实了伏尔泰对神圣同盟胜利的消极评价。由于没有资源和人力继续战斗，威尼斯于1573年与奥斯曼人单独签订条约，承认丧失塞浦路斯。一年后，无论是西班牙还是奥斯曼帝国，都不愿也没有资源在地中海地区进行大规模海上对抗。两个大国在战斗中都遭受了人员和舰船方面的灾难性损失，这使它们花了数十年才得以重建其海军。而且，两个大国都将精力转移到其他威胁者：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将注意力放在他们与荷兰和英格兰的斗争中，奥斯曼土耳其人则不得不在两条战线同时战斗，一边在匈牙利与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作战，一边在波斯与萨非王朝（Safavids）作战。 然而勒班陀战役的后果，与广泛的社会和经济危机一起，带来了持久的变化，这终结了地中海地区长达数世纪之久的霸权地位。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不再公开冲突，这从根本上改变了地中海地区的军事和商业格局。由于缺少有力的治安力量，地中海海盗横行，尤其是地中海东部航道。自土耳其人在1453年征服君士坦丁堡起，他们就一直保卫这些航道。海盗呈现出多种形式。大部分海盗，不管是穆斯林还是基督徒，都是独立的冒险家，他们是大海中的小鱼，却对奥斯曼人和威尼斯人的国家以及它们的商业活动造成巨大打击。其他海盗受到国家的支持。这些人就是所谓的私掠船船员，他们在地中海盆地众多小国的庇护下，既做贸易，又当海盗。这些海盗的所作所为被称为“corso”，意思是去海上航行。但是“corso”也意味着在公海的劫掠行为。因此，“corsair”是海盗和其他类型的海贼的同义词。 其实，西班牙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的宗教战争在地中海起到了打压海盗的作用。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对抗大多发生在地中海地区中部，尤其是1534年发生在突尼斯（Tunis）的对抗和1565年发生在马耳他的对抗。然而，当这两个强国之间的敌对结束之后，大规模海战被“次等的小型战争”所取代，正如著名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ud Braudel）所称的一样。这些海盗并不是以十字架和新月的名义参加旷日持久的海战，争夺要塞和海上航道的主导权，而是乘坐敌对或中立的船只，投身于小规模袭击，或者抢劫海岸上孤立的村镇，将其居民掳为俘虏，再卖到地中海地区主要的贸易中转站。 从宗教信仰和社会背景来看，地中海地区的海盗是一伙混杂的人。这些海盗中*著名的是巴巴里海岸（Barbary Coast）的海盗，他们以北非的三座城市阿尔及尔（Algiers）、突尼斯和的黎波里（Tripoli）为基地。这帮穆斯林海盗由土耳其人、柏柏尔人、基督教的叛教者混合而成，他们从16世纪早期就已威胁地中海水域。海盗兄弟奥鲁奇.雷斯（Oruç Reis）和巴巴罗萨.海雷丁（Hayreddin Barbarossa）出生于爱琴群岛（Aegean Islands），当时已经当上阿尔及尔总督。从这里，他们派船袭击并打劫法国、西西里岛，尤其是西方教皇国（Papal States）沿海地区的海岸。俘获并贩卖奴隶成了这些海盗的主要活动，马格里布地区（Maghreb）的城市成为买卖这些在海上俘获的或者从沿海地区掳来的人口的重要市场。奴隶们要么被贩卖到伊斯坦布尔，成为奥斯曼苏丹的女眷，要么留在北非，为城市的统治者做苦力。少数幸运者被其家人赎回，或者被《仁慈圣母令》（Mercedarians）和《三位一体令》（Trinitarians）（罗马天主教会颁布的赎回令）赎回。从1530年到1580年，单是阿尔及尔的奴隶市场，被贩卖至此的信仰基督教的欧洲人就多达30万名。巴巴罗萨.海雷丁死后，巴巴里的海盗沿着一条独立的航线出击，这逐渐惹恼了他们在伊斯坦布尔的法律意义上的主人。的确，在1581年之后，他们将海盗袭击的场所转移到地中海东部地区，在这里，他们猛烈袭击从他们的航线上经过的基督徒船只。 乌斯科克人（Uskoks）是另一群狠毒的海盗。16世纪70年代之后，他们分布在一度非常和平的地中海东部水域。他们的基地位于伊斯特里亚海岸（Istrian coast）的莫拉卡山（Mount Morlacca）附近，他们的据点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海盗窝，固若金汤，从海上难以攻击。乌斯科克人这一称呼来自意大利语，意为“逃犯”。以这个臭名昭著的贼窝为据点，这一小撮人在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早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制造了一个持久的国际问题。在神圣罗马帝国（Holy Roman Empire）的保护下，乌斯科克人无视奥斯曼人和威尼斯人之间建立的和平。在亚得里亚海和达尔马提亚海岸沿线，这些离经叛道者明目张胆地袭击奥斯曼土耳其和威尼斯的船只，尤其是当他们认为船上载有土耳其和犹太商人及货物时。于是，他们使用宗教语言来为自己对战利品的贪婪辩护，试图使之合法化。他们的袭击出了名的残暴——他们有食人的恶名。而达尔马提亚海岸的许多居民愿意为他们提供帮助，尽管威尼斯的法律规定，协助这些人会受到严厉的惩罚，而不仅仅是惹怒威尼斯人。历史证明，他们的袭击和劫掠非常具有破坏性，以至于意大利历史学家阿尔贝托.特南蒂（Alberto Tenenti）认为，他们在17世纪20年代加快了威尼斯的衰落，损害了奥斯曼人和威尼斯人之间的谅解，而这正中位于维也纳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室的下怀。 但地中海地区*凶猛的海盗是天主教会的基督教军事团体。这些团体中*突出的是圣约翰骑士团（Order of St. John），该团体是善堂骑士团（Knight Hospitallers）的*新化身，后者起源于**次十字军东征。圣约翰骑士团统治着马耳他。1522年，当他们被苏莱曼大帝（Süleyman the Magnificent）的海军逐出罗得岛（Rhodes）时，他们取得了马耳他岛。马耳他骑士热衷于奴隶贸易和海上劫掠，以至于他们的旗帜——白底红十字旗——被看作地中海地区的骷髅旗，所有的水手只要看到它在地平线上出现，就会心惊胆战。圣斯蒂芬骑士团（Knights of St. Stephen）是一支托斯卡纳军事团体，由科西莫一世（Cosimo I）于1561年创建，其目的是“为基督教信仰而战”。尽管有这个宗教基础，但该团体是科西莫在地中海建立一支海军的借口，他企图借此来攫取日益猖獗的海盗活动所带来的财富。的确，从事海盗活动是托斯卡纳创建这一团体的真实目的。船只结束海盗活动，满载而归，在大公们的新港口城市里窝那（Livorno）靠岸时，会被授予国家荣誉，受到热烈仪式的迎接。返回的骑士会被视为圣战英雄，夜里会燃放烟花庆祝，游行队伍领着戴着镣铐的俘虏朝关押奴隶的地方行进。很久以后，1595年，科西莫的儿子斐迪南一世（Ferdinand I）为颂扬托斯卡纳的这项海洋政策，命人在船坞附近竖立一座自己的雕像，雕像的脚旁还塑有4个被锁链拴着的摩尔人。 在整个17世纪，这两个军事团体使地中海中东部成为恐怖天堂，他们专门袭击威尼斯和奥斯曼帝国的船只，他们的袭击与乌斯科克海盗在亚得里亚海袭击过往船只有着同样的原因。这些骑士经常以威尼斯人的船只装载有犹太人和土耳其人的货物为借口，拦停并进行检查。尤其是圣约翰骑士团，十分蔑视威尼斯与伊斯坦布尔之间的商业伙伴关系，将“*尊贵的共和国”称为“土耳其人的娼妓”，因为它在与奥斯曼土耳其人进行贸易时采取国家利益至上的态度。因此，正如乌斯科克人一样，圣约翰骑士团直接威胁着威尼斯在亚得里亚海和黎凡特（Levant）地区的贸易活动。同样，正如在应对乌斯科克人时一样，威尼斯和奥斯曼帝国难以保卫自己不受地中海小国的这种袭击，这些小国既不承认这两个大国之间的条约，也不承认不成文的海上行为准则。 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早期海盗活动的激增，与此前一个世纪主导地中海的大国的衰落同时发生。这些大国包括威尼斯、奥斯曼帝国和西班牙。尽管它们面临的困扰有地区性与其各自的原因，但这三个国家都经历了一场遍及整个地中海地区的严重危机。这场危机从16世纪90年代开始，一直持续到17世纪中叶。在这次危机期间，作为所有国家生命线的食物和燃料变得越来越紧缺，原因是粮食生产跟不上贯穿整个16世纪的人口激增，并且制造船舶和火炮所必需的宝贵森林资源面临枯竭。16世纪90年代，整个地中海地区的粮食收成下滑，因为在一段时间内，坏天气困扰着这一地区，使农作物产量少得可怜，因而饥饿时刻威胁着这一地区居民的生存。剩下的少量粮食价格飞涨：1589年，1蒲式耳（bushel）粮食的价格是16里拉（lire）；而到1591年，价格已飞涨到每蒲式耳50里拉。因为无法养活其子民，西班牙、威尼斯、奥斯曼帝国不得不进口荷兰商船从波罗的海运来的粮食。**艘荷兰船只于1590年驶过直布罗陀海峡，从那天起，它们便成为地中海地区的常客。 地中海地区的大国试图避免依赖荷兰的粮食，但无济于事。1585年，腓力二世颁发了针对西班牙领土上的荷兰船运和贸易的禁令，这使通过直布罗陀海峡成为一件危险的事。腓力二世这样做，部分是出于宗教上的考虑，即担心与异教徒打交道；部分是由于他试图拯救西班牙的经济。但是，当16世纪90年代的饥荒使整个地中海地区陷入困境无法解脱时，西班牙人通常对禁令置之不理。为此，腓力二世不得不在1595年重申该禁令。尽管面临这些困难，大规模的船队还是运载着粮食驶过直布罗陀海峡，为威尼斯和意大利其他城市提供供给。单是威尼斯，从1590年到1605年，就有超过400艘船只从阿姆斯特丹驶往此地。 对森林资源的过度使用，再加上干燥炎热的天气，使得适合造船的橡树成为一种稀缺资源。于是，来自波罗的海的资源再次挽救了危局，其结果是西班牙人、威尼斯人和奥斯曼人都依赖荷兰的海运。因此，自1590年到1650年，震撼地中海地区的生态和人口危机限制了这一地区的国家和它们的经济。尤其是一度贵为地中海强国的威尼斯，财富减少，国运衰落，沦为二流国家。 威尼斯和整个地中海地区衰落的部分原因是，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于1497年航行绕过好望角并且在印度城市果阿（Goa）靠岸。这使葡萄牙人能够直接航行到印度和东印度群岛，以获取香料和东方出产的其他奢侈品。在15世纪之前，威尼斯和穆斯林商人通过努力，已取得香料贸易中的实际垄断地位。其中，穆斯林商人从陆路沿旧丝绸之路，或者从水路经过印度洋和红海，运载香料到开罗或者伊斯坦布尔。从这些城市，威尼斯商人将这些香料运往欧洲其他地区。达.伽马为争取优势而采取的行动永久地改变了威尼斯在香料贸易中的角色。到16世纪初，来自印度马拉巴尔海岸（Malabar Coast）和马来西亚马六甲贸易中转站的东方奢侈品开始运达里斯本。葡萄牙人信心大增，以至于之前曾在东印度群岛生活多年的药剂师托姆斯.皮雷（Tomes Píres）在1515年夸张地说：“谁成为马六甲的主人，谁就扼住了威尼斯的喉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