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史研究(第十三辑)

拓跋鲜卑在部落联盟时期的“西向祭天” 果真是面向日落方向“祭天"吗?

阿尔丁夫

(内蒙古师范大学) 田余庆先生在其《拓跋史探》一书中写道：

台湾学者康乐借鉴日本学者江上波夫关于东北亚草原游牧部落(胡族)礼俗研

究，提出拓跋在部落联盟时期遵行胡族传统礼俗，西向祭天；以后建立国家入中

原，才逐渐改从汉俗，奉行南北郊的制度。改变是比较缓慢的。大概道武帝

建城时期，祭天礼俗犹胡俗汉俗并存；迁洛以后，南北郊制度才取代西郊祭

天胡俗。①

首先，康乐先生《从西郊到南郊——国家祭典与北魏政治》一书是怎么“借鉴日本学者江上波夫关于东北亚草原游牧部落(胡族)礼俗研究”的，由于未睹该书，故不知其具体情况。如果作者提出的“胡族传统礼俗”便是“西向祭天”，那么，我可以斩钉截铁地说，江上波夫在《匈奴的祭祀》一文中并未涉及方向问题，更未涉及“祭天”时究竟是“西向”还是“南向”问题，故只能将遵行胡族传统礼俗“西向祭天”看作是康乐先生自己的看法，与江上波夫文似无涉。其次，拓跋鲜卑祀天之礼，“遵行”的是“胡族传统礼俗”，是个伪命题，根本不能成立。要证明这点并不难。太祖“天兴元年(公元398年)定城，即皇帝位，立坛兆告祭天地。诏有司定行次，正服色……”时，其中括“祀天之礼用周典”。所谓“周典”，不就是“汉俗”的同义语吗?怎能说拓跋鲜卑祭天是“遵行胡族传统礼俗”呢?至于“西向祭天”和“西郊祭天”中的“西”，在这里根本不是判定“祭天礼俗”究竟用的是“胡俗”还是“汉俗”的依据。何况，“西向祭天”较之“西郊祭天”带有较大的随意性；再说，其中的“西”指的究竟是日落方向还是今天的南方，本身便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后，从《魏书·太祖纪》《魏书·礼志》的记载来看，拓跋鲜卑“祭天”可区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即代王位”和“皇帝位”时的“祭天”，一种时的“祭天”。不管哪种“祭天”，主要作“祠天于西郊…‘祀天于西郊”和“有事于西郊”，只有“即代王位”时作“西向设祭，告天成礼”。两相比较，还是“西郊祭天”的说法占绝对优势。因此，下文一般均作“西郊祭天”，以便同“南北郊【祭天地】制度”相对应，只有在极少数场合才保留康乐先生提出的“西向祭天”的说法。

本文想着重谈谈拓跋鲜卑“西郊祭天”指的究竟是于西郊“祭天”还是于南郊“祭天”问题。

一、关于“东开向日”/span>

对于拓跋鲜卑在部落联盟时期“西郊祭天”说，也就是向着今天的日落方向祭天说，本人持否定态度，因为它有违我国北方游牧族群所居穹庐无不“东开向日”的我准备从游牧的蒙古、突厥语族诸族和匈奴族所住穹庐的门无不是“东开向日”人手，来讨论这个问题。

古代蒙古语族主要所住穹庐的门全是“东开向日”的。

**个蒙古语族是乌桓：

“……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以穹庐为舍，东开向日。”

第二个蒙古语族族群是各部鲜卑：

“……其语言、乌桓同。”——不消说，括各部鲜卑所居穹庐的门也无不“东开向日”这一点。 第三个蒙古语族是柔然： “无城郭，逐水草畜牧，以毡帐为居，随所迁徙”的柔然人也“俗以东为贵”。

【西魏】文帝悼皇后郁久阏氏，蠕蠕主阿那壤之长女也……大统初(公元535—

549年)……文帝乃与约通好结婚，扶风王孚受使奉迎。蠕蠕俗以东为贵，后之来，

营幕户席一皆向东，车七百乘，马万匹，驼千头，到黑盐池，魏朝卤簿文物始至。孚奏

请正南面，后日：“我未见魏主，故蠕蠕女也，魏帐南向，我自东面。”孚无以辞。①

“向东”或“东面”表明，柔然的门户同样是“东开”的。

第四个蒙古语族是契丹：

“辽俗东向而尚左，御帐东向。”(《辽史·百官志》)

“国俗，凡祭皆东向，故日祭东。”(《辽史·国语解》)故五代末有“太阳契丹”之称。吲

据此得出什么结论呢?在我国畜牧逐水草的北方游牧中，凡是蒙古语或其方言的，不仅全都以穹庐为舍，而且穹庐的门全都东开向日。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蒙古语族之一的拓跋鲜卑人却“西郊祭天”，即面向日落方向“祭天”，这在多大程度上是可能的呢?

让我们将视野再扩大些，即不再局限于蒙古语或其方言的，而是将突厥语的游牧也置于视野之内。 先看突厥族：

可汗恒处于都斤山，牙帐东开，盖敬日之所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