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　　从1924年10月到1925年上半年，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共同号召与推动下，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规模巨大的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和国民会议运动。1924年5月，北洋军阀政府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同苏联正式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和《中俄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协定规定两国恢复外交关系，但它否定了帝国主义俄国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在中国人民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对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产生了积极的影响。6月28日，上海闸北区市民发出庆祝中苏协定的通电，强烈要求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随后，全国很多地方都召开了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群众运动。这样，一场声势浩大的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同国民会议运动汇合成一个革命的小高潮。　　面对复杂多变的革命形势，中国共产党随即提出了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是问题的政治主张。1923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其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之主张》中明确指出：“北京之国会已成为封建军阀的傀儡，国民已否认其代表资格，只有国民会议才真能代表国民，才够能制定宪法，才能够建立新政府统一中国”①。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这个主张，逐渐被孙中山所代表的革命民主派和全国各界人民广泛接受，逐渐发展成为规模巨大的政治运动。只是当时国民党尚未接受这一主张，其他社会团体也没有把过多的注意力转到国民会议上来，因而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没有在全国引起重大反响。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之后北方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召开国民会议，制定宪法，建立民主共和政权。在革命潮流的影响下，孙中山在《北上宣言》中，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提出“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于建设”。为了促进国民会议的召开，孙中山还在北上途中陆续派出多名宣传员代表他到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绥远、直隶、山东、河南、江西等地宣传召开国民会议的意义，动员各界民众支持召开国民会议。　　为了把革命影响扩大到全国，中国共产党坚决支持孙中山北上和他的一系列正确主张。1924年11月12日，蔡和森发表题为《欢迎孙中山先生离粤来沪》，表示欢迎孙中山北上。他在文章中这样写道：“抛弃僻处一隅的政权，而从事于全国革命的工作——宣传与组织——之进行，吾人对于中山先生久已有此提议；现在中山先生离粤来沪已成事实，吾人根据这种重大的意义，应当表示充分的欢迎！”①l924年11月19日，中共中央发表第四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指出：解决目前局势的办法“不是各省军阀的和平会议或国是会议，也不是几头元老的善后会议，乃是本党去年北京政变时所主张的及中国国民党现在所号召的国民会议。只有这种国民会议才可望解决中国政治问题；因为他是由人民团体直接选出，能够代表人民的意思与权能”②。中国共产党不仅赞成尽快在北京召集国民会议预备会议，而且在对时局主张中还提出了“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海关”“废止治安警察条例及罢工刑律，保障人民集会、结社、出版、言论、罢工之无限制的自由权”“规定*高限度的租额，取消田赋正额以外的附加捐及陋规”“八小时工作制”③等13项要求，作为中国共产党对临时国民政府和国民会议的*低限度的要求。　　当时，中共机关刊物《向导》，曾对党的国民会议主张作了如下解释：“据中国共产党素来之根本主张，要真解决中国问题，只有实行彻底的国民革命，就是根本消灭一切帝国主义和一切军阀，建设革命的国民政府，此外绝无他途。不过在目前国民革命的预备工作还很不充分，彻底的国民革命在目前实际上尚不可能，同时*反动的直派军阀受了一个大打击，而反直派的军阀暂时又想装点假门面，卖好于国民；他方面各帝国主义的政策，又在互相冲突，互相对抗之中。……在此种情形之下，颇有召集国民会议解决中国时局之可能。因此，中国共产党赞成国民党所召开之国民会议”④。这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都主张召开国民会议，虽然出发点不尽相同，但在反帝反军阀和争取人民民主自由的政治目标上是相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