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斗与辉煌:广东小康叙事:(1992-2001):卷二:风生水起

1. 勇者不惧 中国再次走到了十字路口，是坚定不移推进改革，还是重提阶级斗争走回头路？ 1991年2月15日至4月12日，时任《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兼副总编辑的周瑞金，联手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的施芝鸿、《解放日报》评论部的凌河，共同署名“皇甫平”，连续在《解放日报》头版发表系列评论：《做改革开放的“领头羊”》《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四篇系列文章一扫当时舆论上对改革开放欲言又止的沉闷气氛，激情、鲜明地歌唱改革、鼓动改革，构成了名震一时的“皇甫平系列评论”。4月，新华社《半月谈》杂志发表评论呼应皇甫平，支持不能对改革开放任意进行“姓资”还是“姓社”的诘难。“姓资”还是“姓社”，是中国当时面对的*重要的问题，这将决定中国走向何处。处于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广东，乃至深圳更是争议漩涡中心，受到的质疑和压力可想而知。 经济特区的建设者们，也面临着困惑与不安。这一时期的思想背景，以及中国人的选择，决定了后来中国的走向，也夯实了改革的思想基础。 一组经济数据，可以支撑这一选择的必然性与重要性。自从中国走出“十年内乱”，开始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快速复苏，1982年至1991年这十年，中国的GDP增长率分别约为：1982年9.1%，1983年10.9%，1984年15.2%，1985年13.5%，1986年8.8%，1987年11.6%，1988年11.3%，而到了1989年下滑到4.1%，1990年更是降低到了3.8%。以务实著称的邓小平，面对国内“姓资”“姓社”的纷争，掷地有声地给出了回应。 邓小平说：“发展才是硬道理。”“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 然而，整个国家，还需要更明确的声音、更掷地有声的回应、更引人瞩目的动作，来打消国内国外对改革的疑虑，将人们的思想动力，统一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正是这一背景，催生了1992年初邓小平的第二次南方谈话。对于这段历史，已有诸多著作记述。而在当时，这一切进行得十分低调，以至于，始于1992年1月17日的南方谈话，到是年3月26日，《深圳特区报》发表了陈锡添撰写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南方谈话才在全国广泛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