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敢的新世界

危机与文化传承 1.危机的两面 作为墨西哥人，在我撰写本书时，有两个日子无法回避。一个是20世纪末，这是我要和全人类共同分享的日子：在2001年，我们所有的人将开启一个新的千年，用我们的双手——一只希望之手，一只畏惧之手，在其张张白纸上进行未来的书写。 然而，在美洲这里，另一个我们无法回避的日子则是1992年，一个“大事件”的五百周年。这个“大事件”既古老而又当下，我们甚至不知道该如何为它命名——依据“欧洲中心论”传统的说法，称其为“发现美洲”？还是以一种新的更加熠熠生辉的说法，将其命名为“两个世界的相遇”？或者干脆把自1492年以来所发生的一切判定为滔天大罪，唤作“征服美洲”？要不然，就称之为“伊比利亚与伊比利亚美洲的重逢”——一个更加大度、包容的政治提案？它使我们审视过去，既不无视当年的错误和罪行，也要明白我们自己是怎么回事，因为我们拥有共同的过去，而且我们只有团结一致，才会在未来有所成就。再或者称其为“发明美洲”？因为欧洲希冀有一个能将文艺复兴的多余能量容纳其中的新空间。然而，“美洲之表现”，也在“发明欧洲”。美洲自觉是欧洲的一部分，然而它向欧洲展露出的，却是印欧混血人的面庞、印第安人和黑人的轮廓。说来说去，或许这一切都是对美洲的臆想，表明它至今还未被居住其上的男男女女们真正地发现。而美洲大陆只能被人们依据以下诸种理由去想象，也即，被传承： 首先，我们是一个多种族、多文化的大陆。因此贯通全书，不使用“拉丁美洲”这一命名——它是法国人在19世纪为跻身于美洲所作的发明——而选择了一个*为全面的定义：印非伊比利亚美洲；或为简洁起见，称其为“伊比利亚美洲”；或出于文学性的考虑，强调语言上的统一和传承，称其为“西班牙语美洲”。然而，不管怎么讲，我们美洲大陆包含有印第安和非洲元素。 其次，文化上的传承与美洲大陆政治上的断裂戏剧性地形成对比。我们身处其中的危机，部分源于我们政治上的失败。但尽管政治上有诸多的失败，文化传承却显示出活力。这些事实表明，我们需要创建的，不是与文化传承相抵触，而是以它为基础，能给政治沿承以意义及可能性的发展模式。 不管眼下我们如何称呼这个已届五百周年的“大事件”，我们是把它视为一个新世纪和第三个千年开启的前夜来迎接它，而且我们是乘坐在现代性的末节车厢上重新迎接它。在过去五个世纪里的每个阶段，我们都曾经对现代性怀有热望，或是围绕它进行争论，或是对它予以排斥。与现代性论争如影相随的是对传统的论争，而这两者就融合在我们当前的问题中。 我们这片大陆在找寻其现代性的过程中屡屡绝望，但是，太多次，在面对如此艰难的找寻时，我们反应过激：我们反而更愿意固步因循守旧的社会残垢，马克斯.韦伯称其为“世袭制”的社会。在这一社会中，首领的意志、集团的利益以及所应给予由寄生虫和强盗构成的军队的补偿，共同构建起了一个充满着政治无常、“暴力无惩戒”的非理性世界。“暴力无惩戒”这一描述出自罗慕洛.加列戈斯（Rómulo Gallegos），我将会在这本书中经常引用。 上述现实被披上了“合理化”的外衣：因为我们是西班牙“反宗教改革者”的后裔，而反宗教改革是“一面竖起的反对现代性延展的墙”，那么我们怎么能够现代呢？不仅如此，与继承约翰.洛克和马丁.路德的“现代”理念相比，我们从内心深处更是哲学家圣.奥古斯丁和圣.托马斯.阿奎那智性、道德、政治思想的继承者。由于追随圣.奥古斯丁的思想，我们会费解上帝的恩赐怎能够直接与个体相连；因为与约翰.洛克意见相左，我们则难以相信国民政府的意图是保护私有财产。换言之，我们更相信等级制度和调停的权力。与圣.托马斯站在一边，我们便相信共同利益以及为了获取它的那种必要的团结高于个人目标和私人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