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自然的收集者:华莱士的发现之旅

**章 引言
1847年，华莱士在与他的朋友亨利·沃尔特·贝茨在威尔士捕捉了一周的甲虫之后，写信给他说： 我已经不满足仅仅收集本地的甲虫，因为我们从中学不到新东西。我想仔细研究一类甲虫，从中发现物种起源的原理。我坚信，我们一定能取得一些成果。 当时，他才24岁，正在急切地自学科学理论，想要成为一个野外博物学家。三年前，贝茨把他带入了甲虫的神奇世界，他惊讶地发现，仅仅在莱斯特市（周围10英里（约16公里）之内，就有一千多种甲虫。1848年，在写完这封信的一年之后，他和贝茨一起，一头扎进了亚马孙河两岸的热带雨林，开始捕捉甲虫、蜘蛛、蝴蝶和鸟类。又过了十年，华莱士从香料群岛（即摩鹿加群岛）向英格兰寄去一篇漂亮而缜密的论文，在论文中，他独立地提出了物种是通过自然选择进化而来的理论。他把论文放在信中寄给了达尔文。
华莱士一生的成就十分引人注目。他独自在亚马孙河流域进行了勇气非凡的探险，他的足迹还踏遍了马来群岛，并对这些地区进行了生动的描述。他收集了无数的动植物标本，并首次发现了很多新物种，有昆虫、鸟类和鱼类，*终成了一个十分杰出的野外博物学家。然而，就像他在给贝茨的信中所展示的那样，他还是一个理论家：为了验证一个理论，他不惜四处奔波、仔细观察，孜孜不倦地寻求对这个世界有一个更清晰的了解，使每一点知识、每一个事实都能符合一个有逻辑的、和谐的模式。他十分热爱大自然：阿尔卑斯山的花卉、林中鸟兽、内格罗河里罕见的鱼儿、令人眼花缭乱的极乐鸟、一只千里难寻的蝴蝶，都让他心驰神往。有一次，他捕获了一只雌性红鸟翼凤蝶（Ornithoptera Croesus），当他小心翼翼地把它从网中取出来时，激动万分：“我的心开始怦怦直跳，一股热血涌上了头顶，我感到一阵眩晕，比我在受到死亡威胁时的感觉更强烈。”他并没有夸张，濒临死亡的恐惧一直都伴随着他。
华莱士对人也十分关注。虽然他珍视孤独，但他也能欣赏丰富多彩的都市文化和享受城市的活力，如巴黎、开罗、新加坡和旧金山。当他在边远地区停留时，他总会对当地的部落进行认真观察和详细记录，其热情完全不亚于他对动植物的痴迷。在很多方面，他不仅是一个野外博物学家，而且还是一个社会学家，他记录了大量的社会风俗、方言和文物古迹，并对这些族群的发展前景和生存机会进行了推测。作为一个把知识和道德看得比物质上的成功更为重要的人，他检验了“文明社会”和“野蛮部落”的差异，并对文明社会的很多方面进行了批评。在他后半生中，他撰写了大量有关社会问题的著作，其数量不少于他的科学著作，他不遗余力地为他的信仰进行了辩护：他坚信，人类的归宿和发展取决于合作，而不是竞争。
格兰特·艾伦在《英格兰文艺界中的凯尔特人》一文中，曾把华莱士列入了充满了想象力和艺术细胞的凯尔特人的行列中，其中包括负有盛名的艺术家威廉·莫里斯、爱德华·伯恩- 琼斯、萧伯纳和奥斯卡·王尔德，以及社会思想家安妮·贝赞特和亨利·乔治——他认为“华莱士”是一个威尔士人的名字，而且他出生于威尔士的阿斯克镇。艾伦评论说：“凯尔特人又重新回到了我们中间，带来了他们特有的才能和理想：想象力、幻想、装饰技巧和手工艺；还有土地自由、言论自由、人人平等和兄弟般的情谊。”在这里，艾伦把他们与日耳曼人或日尔曼化的英格兰人做了比较。我们先不论华莱士是否真是凯尔特人，但艾伦能把华莱士与这些文人巨匠相提并论，就足以说明华莱士的多才多艺、高尚的审美观和富于同情的品质。华莱士与莫里斯和萧伯纳共享很多理想和理念，他和王尔德一样，相信乌托邦是一个值得涉足的国土。强烈的好奇心和充沛的精力使他的发现丰富多彩，同时，他还具有一种深入探究、不断挑战的精神。他不仅想知道森林里蕴藏着什么，而且还想知道为什么，同时，他也非常渴望能用*全面的证据来诠释这些事实。为了寻求这些答案，他自我设计了一套学习大纲，从植物学开始，一直学习到了博物学的各个领域，然后通过对地质学的研究，加深了对远古时期的了解，由远及近，开拓了很多至关重要的科学概念和哲学概念。他的求知之旅十分不可思议，他没有受过系统的科学训练，而且只能偶尔接触到*新的科学思潮，但他受到了维多利亚时期的自助精神、技工学院、图书馆、流行刊物和期刊的帮助。
除了强烈的求知欲，华莱士还具有不屈不挠、坚持不懈、独立自强的精神和永不泯灭的乐观主义。但在这些冠冕堂皇的美德后面，也隐藏着他的另一些鲜明的个性：固执己见、冷酷无情、自我专注和偏执——这些品质鞭策着他披荆斩棘，排除干扰，向着自己的目标挺进，*终确保了他的生存，引领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一生都没有什么财富、教育和社会关系上的优势，也不善周旋于19世纪英国科学界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中，因而没有像他同时代的科学家和竞争者们那样，从中获得好处。就像威利·洛曼所写的《推销员之死》中的本大叔一样：他走进了森林，并带回来了钻石。
华莱士的性格中也有一些自相矛盾的东西。他自己承认，他非常腼腆，在公共场合显得矜持，有时甚至会感到十分拘束。他平时寡言少语，很少与人闲谈，特别避讳谈论他的个人生活。他十分喜爱旅行，也乐于孤独，这倒是正好。每当他病困交加和被马不停蹄的探险折磨得精疲力竭时，他会幻想着未来：结婚，建造一栋房子，打造一座花园，安顿下来好好欣赏和写作他所收集的标本，瞧，一个多么平常的抱负。然而，生活却没有这么简单。作为一个非常实际和务实的人，虽然他独立地在四大洲生活了整整二十五年，但他在个人生活和公共事业中，仍然保持着令人不可思议的单纯，有时甚至是幼稚。他个子瘦高，戴着一副眼镜，看上去完全就是《水孩子》书中的那个科学家的翻版：那个“在常常不经意中就把整个世界翻了个底朝天的*单纯、*可爱、*诚实和*善良的老巨人多米尼·桑普森”。但他也陷入过困境，还把他人告上了法庭。他因投资不慎把自己的财产耗费一光。他还深深地卷入了一些公共争端和社会问题的辩论中——像唯灵论、接种疫苗和土地国有化——使他的名声在维多利亚时期的精英名流中受到了损害，而正是这些人控制了当时的社会影响力并掌握着职务任命的支配权。
华莱士广泛的兴趣是他力量的源泉和正直的象征。他是一个十分严厉的人，不仅对自己严厉，而且对同事们也一视同仁——他的年轻助手查尔斯·艾伦在新加坡和沙捞越时，就与他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时光——他对他的孩子们也非常严厉，虽然他对他们十分关爱。他责备自己不够果断，但我们只要浏览一下他的信件，就会发现他十分乐意，有时甚至是迫不及待地与他的对手们进行辩论，像他与威廉·卡彭特在唯灵论上的争论，还有乔治·罗马尼斯，就连他的朋友们也不能幸免于难，像他与阿尔弗雷德·牛顿在物种分类上的辩论。他认为自己不善语言表达——“我常常发现很难找到适当的言辞来表达或证实我的观点”——但他常常会毫不犹豫地加入对他论文的公开讨论，有时在社会学会或地理学会的会议上，有时在英国科学促进协会的年会上。他责备自己过于懒惰：但他出版了22本著作和700多篇论文，并发表了他的信函和笔记。他从来都不宣扬自己敢于冒险的勇气，他在旅程中多次战胜了致命的疾病，经历了极度危险，并克服了无数的艰难。
华莱士一生持有坚定不移的信仰，这正是他人格的根基和成就的基础。他具有启蒙运动的理想，崇尚自由、个人主义和社会进步。这些对他来说并不是空洞的口号：为了改善大众的生活条件，他积极参与了争取修改法律的运动。和他同时代的很多人一样，他也产生过信仰危机，但他解决问题的方法却与众不同。如果马修·阿诺德仅仅听到了信仰的大海在退潮时所发出的“忧郁、漫长、渐行渐远的咆哮”的话，那么，华莱士却因此产生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坚定信念：即人在本质上是唯灵性的，而灵商塑造了这个物质世界。
作为一个旅行家，华莱士在世界各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其中*著名的就是马来群岛地图上的华莱士线，这是一个被生物地理学证据所证实了的猜测性理论的特例。他的名字与鸟类和昆虫紧密相连。人们可以在伦敦自然博物馆、特灵自然博物馆、剑桥自然博物馆和世界各地的博物馆里，参观他所收集的鸟类、飞蛾和蝴蝶标本。你可以拿着他的《亚马孙河与内格罗河游记》或《马来群岛自然科学考察记》，追溯他的足迹，验证他当年观察的生动性和准确性。在英国，虽然没有设立一个专门纪念他的地方，但我们或许更应该去那些他所涉足过的城镇和乡村中去寻找他那好动、好奇、漂浮不定的踪迹：他在尼思镇居住过的一座坚实而漂亮的别墅；莱斯特市博物馆里的一个纪念牌匾；伯恩茅斯市以他命名的一条街和它大学里的一个讲堂；他亲自在布罗德斯通设计和建造的一栋别墅（它的名字来自刘易斯·卡罗尔的诗《无聊之语》和《图尔杰森林》）；对于一个具有强烈的家乡感和厌恶虚荣的人来说，还有阿斯克河畔的一个长凳，它的对面就是他出生的别墅。坐在这里，你可以看见在阿斯克河上游遥远的山丘，在那里，华莱士**次开始了他对大自然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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