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自我·书写:《蜻蛉日记》叙事艺术研究

二、日本平安朝女性日记文学 《蜻蛉日记》开创了女性用假名散文体日记抒发自我的道路，对后来的女性日记文学作品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和泉式部日记》（いずみしきぶにっき·和泉式部日記·和泉式部物語）约成书于宽弘四（1007年）年，究竟是和泉式部（生卒年不详）所写的日记，还是其他第三者所写的歌物语尚存在争议，既有今井卓尔、川濑一马等的他人写作说，又有铃木知太郎等的和泉式部本人写作说。在没有确切的史料证实前，只能从作品本身去推断，“现在抛开作者来研究作品的倾向占主流”。从内容上来说记录了长保五（1003年）年四月到宽弘元年（1004年）一月，约10个月间“女人”与帅宫敦道亲王的书信往来、独吟和歌、情感哀怨。与作者论相关，对其究竟该属于日记文学，还是物语文学也存在争议，因为作品既按照历法的月历与日历时间叙事，交织着叙述者的自我观照，因此定位为“日记”，又时常以第三者的全知视角描述主人公感知外的世界，具有物语作品的虚构性。“虽然没有汲取《蜻蛉日记》的直接源流，但是又具有日记文学的逻辑与方法，可以认为是日记文学领域具有独特个性的作品”，故将其归入“日记文学”，此观点目前得到多数学者认可。同时期的《紫式部日记》（むらさきしきぶにっき·紫式部日記），约成书于宽弘七年（1010年），作者为写有巨著《源氏物语》的紫式部（约973—1014年）。作者在过早丧夫寡居后，进宫侍从于藤原道长的女儿、一条天皇的中宫彰子。作者在日记中既从作为中宫彰子女房的视角记录了彰子所生皇子诞辰的庆事，详述了当时的仪式盛况、人们的服饰等；又冷静地凝视自我和周边世界，以私人的视角来记录人物与事件，诉说着华丽世界中自我的孤独，触探人的社会存在性。这种相对的两面性构成了此作品的*大特色。卷首描写中自然与人事相融合的美的情趣、藤原道长的普通人性形象、对同辈女官（和泉式部、赤染卫门、清少纳言）等的尖锐评价等，从中可见紫式部的内心世界，以及作为《源氏物语》作者的资质、能力。紫式部在《源氏物语》中将日记中所展示的贵族社会的人性百态引向更加广泛的规模与视野。 平安时代鼎盛的藤原道长摄关政治时期过后，宫廷文学也日趋衰微。《更级日记》（さらしなにっき·更級日記·更科日記）为菅原孝标之女（生年1008年，卒年不详）所作，约于康平三年（1060年）成立。作品从“我”13岁随父赴京的旅途写起，回想叙述了约四十年间的精神历程。 “我”少女时代迷恋物语，憧憬物语所描述的世界，中年经历过实际婚姻生活与宫廷供职生活后，才逐渐从现实中觉醒，意识到物语作品所描述的那些虚幻浪漫的东西，并不是真实人生中的幸福，佛教信仰才能给现世的人带来幸福。《更级日记》中作者自我凝视所透露出的无力的忧郁，也是平安晚期时代精神的缩影。其后的日记文学作品中，作者深刻的自我凝视、批判精神也逐渐变成微弱的哀叹与感伤。约成立于1110年的《赞歧典侍日记》（さぬきのすけにっき·讃岐典侍日記·讃岐典侍の書たる堀川院日記），作者为堀河天皇的典侍藤原长子（生卒年不详）。前半部分以宫侍日记的形式生动地描述了堀河天皇从生病到驾崩的过程，读者可明显感觉到作者对君主悲切真挚的不舍。下卷将作者对已故天皇的追慕扩展到内心世界，并且交织着侍奉鸟羽新帝的新时光。虽然作者追慕日夜照顾的先皇的悲切之情跃然纸上，但缺乏以前日记文学中自我的反思与评判，也渗透着进入平安朝的院政期后贵族社会的颓废与虚无。含有174首和歌的“私家和歌集”《成寻阿阇梨母集》（じょうじんあじゃりのははのしゅう·成尋阿闍梨母集），约成立于1073年，上下两卷。作者成寻阿阇梨之母当时已80余岁，叙写了爱子成寻阿阇梨入宋后母子分离的哀伤，倾诉了对儿子渡宋的欣喜与不舍交错的矛盾心语，展现了因为自己的老去以及爱子离去而造成的封闭的内心世界。虽说是家集，但是极具日记文学性格的作品，不仅记录和歌创作背景的“词书”增多，而且具有时间连续性的和歌较多，“集”的题名本身也非作者所赋，故也被有的学者归入日记文学范畴。但是总体来看，《成寻阿阇梨母集》中的和歌依然担负着作者情感输出的主要途径，支撑着全文的框架，因此笔者更倾向于视其为具有日记文学性格的私人和歌集。 日记文学作者藤原道纲母、和泉式部、紫式部、菅原道标女、藤原长子等都是父亲为地方官“受领”阶层的中下层贵族女性。中下层贵族女性不仅担当了日记文学的书写主体，还创作出和歌、随笔、物语等绚丽多彩的文学，与男性文学共同构建了平安贵族文学的绚烂，成为日本平安王朝文学的主要承担者。女性文学可谓铸造了平安文学的巅峰，而女性文学的繁荣既取决于创作主体的创作意识及文学素养，也离不开当时的社会文化语境。藤原家族为中心的摄关政治的确立，使得平安贵族十分重视女性的教育。摄关家族这样的高层贵族为使自己的女儿获得天皇宠爱，提高在宫中的地位，以便维护与天皇的外戚关系，来巩固自己的政权，积极致力于把女儿打造成高雅、富有情趣的人，因此身份高贵的女子的婚姻担负着家族的命运，责任重大。虽然女子教育被官学所禁止，但多在自己家庭中进行。“有资格的贵族家庭中如果生有女子，会成为重要的财产。家人积极期待着女儿将来能够成为天皇或皇太子的妻子，并为此做着尽可能充分的准备。父母以及家庭全体成员都倾力于女孩的教养。”中下层贵族则为了自己的女儿能与上层贵族结缘，也注重让女孩在家中从小跟父亲或者兄长学习。紫式部在《紫式部日记》中写到自己从小在家跟随父亲与兄长学习，因为汉文优秀于兄长，被父亲哀叹“可惜为女子”。中下层贵族出身的女子，正是凭借自己的才能或嫁给权贵，或做女房，从而得以接触上层贵族社会，*终创作出多彩的女性文学。如《蜻蛉日记》作者藤原道纲母凭以和歌造诣高的名声，吸引了高层贵族藤原兼家的注意，*终成为显贵之妻，并且婚后在与显贵们社交性的和歌赠答中游刃有余，为自己赢得了社会地位；《源氏物语》作者紫式部、《枕草子》作者清少纳言，凭着颇具声誉的文学才艺作为女房进入上层贵族社会。虽然为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公卿贵族会召才女封为女官，从小培育自己的女儿以期得到天皇的宠爱，但是纵使女性博学多才，也只能生活在幽闭的帷帐空间内。她们虽置身于华丽的上层社会，却被挡在政权体制之外，无权过问政治，男女关系便几乎是“世”（よ）的全部。《蜻蛉日记》作者道纲母在日记中稍微牵涉一下宫廷政治的事，便立即解释妇人本不该论朝政，只因为是发生在身边的人与事，出于人情而记录。在男尊女卑的社会，女性的教育是生活的技能，是为了更好地迎合男性，而且只被允许活跃在文艺领域。另一方面，封闭的空间却也使她们得以聚焦私人世界，进行自我观照。在对上层贵族社会的憧憬和批判的交错中，切实感触到现实残酷的中下层受领阶层出身的女子们在孤寂与不安中创造出人性鲜活的日记文学。 另外，一夫多妻的婚姻状态下，男性可以与多名女子保持情爱关系，女人却不可能得到自己依赖的男人全部的爱，总是生活在不安中。贵族男女结婚后，通常双方依然住在各自家中，晚上丈夫才到妻子身边，有了孩子后，继续分居或者男方住进女方处，少数能荣幸地入住丈夫府邸。这种“走婚制”又加深了女性的孤独与苦闷，女性只能在狭小的空间内被动等待丈夫的到来。为了留住男人的脚步，她们祈祷多生子、嫉妒诅咒其他女性、给男子送去饱含深情的诗歌，或者在文字的世界中倾诉自己的嫉妒、愤恨、不安、无助之情。这些心理与行为在中日古代女性中是类似的。但是日本平安朝的贵族女性不必如中国古代女性般受着严格的礼教束缚，也不必入住夫家处理复杂的婆媳关系、妻妾关系，有着独立思考的时间与空间，满足女人进行创作的基本需求，“一定要有钱，还要有一间自己的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