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终点的故事

安然离世者们教我的事 眼里闪烁着期待的星光，我踏进了医学院的大门。毕竟这里不是所有人都能随便进的。当我**次迈过演讲厅拱门的门槛时，心中梦想着改变整个世界。挂在走廊两侧的那些医学大师的肖像看起来不再是只能瞻仰的遥远事物了；相反，他们恰恰是活生生的榜样，激励着我早日在医学界获得殊荣。 就像许多年轻的医生一样，我也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疑虑。我遇到过许多在某一领域中医术精湛的医生，但我一直想知道：到底哪位医生能够全身心地照顾病人的一切需求呢？尤其是当他们的身体每况愈下的时候。在治疗失败时，我常常看到医生原本聚焦在病症上的关注逐渐消失得无影无踪。尤其是到了病人濒死的时候，这种情况经常发生。这通常是无意的，然而对于病危的病人和家属们来说，接下来要应对许多事情，此刻正是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如果连医生也渐渐离他们而去，那么实际上这已经是某种形式上的“抛弃”了。因此，那些陪伴病人走到*后，能够从更深层次看待自己职责所在的医生，才是真正激励我的人。他们意识到，治疗结束并不意味着对病人的关怀也结束了。这些医生的确是优秀的医生，但更重要的是，他们还是有思想的人。我正是被他们提供给病人的那强有力的关怀和安慰所感动。 我在从医之初就曾震惊于生命的结束是多么孤独。我遇到过无助的病人及其至亲，他们都不知道自己在生命的尽头还能有何期许。我注意到了护理者们之间由于争吵造成的剑拔弩张的情况，以及由于他们内心强烈的斗争带来的苦痛。但我也感受到了病人在面对死亡时的泰然自若，还有亲人们出于共同愿望而做出决定时的平静。我曾看到过社工们处理一些实际问题，如偿还债务、记录遗产，然后再找时间来解决那些也许并没有直接的答案但却很值得关注的与人存在有关的问题：为什么生病的会是我？为什么现在我就要死去呢？这种行为让我甚是钦佩。 其实我本不该惊讶，因为有种情感是我多次遇到过的，那就是病人是多么地重视医生给予的善意。显然，病危的病人和亲属们都很感激医生在治疗时给予的帮助，但他们*感激的，还是那些在生命即将结束时照料和关怀他们的人。 我学到的一件重要的事就是：人终有一死，面对这个无法改变的事实，医疗设备是何其有限。病人和护理人员还告诉我们，了解疾病的真相是多么地困难，在生死抉择这件大事面前，他们又是多么地措手不及。他们不知道还能撑多久，也不知道又能做些什么。对于每位不愿意承认自己需要谈论死亡和临终话题的病人来说，有许多人需要别人的帮助才能说出想说的话、做到一直渴望做的事。 在经历了六年的医学院学习及十二年的实践训练后，我跟随导师的脚步，*终成为肿瘤学和内科学这两个领域的专科医师。 肿瘤医师擅长癌症的诊断和治疗，并且对于治疗癌症的各种方法的相对优点及其副作用都有详细的了解。 内科医师看诊的病人范围较广，如患有心脏病、中风、糖尿病、痴呆、感染、慢性疼痛、肺病及其他慢性内科疾病的病人，都在其治疗范围内。在六十五岁及以上的人中，十个人中有九个患有一种常见的慢性疾病，甚至很多病人会就自己的每个器官求诊于一位专科医生。内科医师*重要的作用就是避免零零散散的医疗，为病人提供一种整合的治疗方法。 我的主职是一名肿瘤医师。每年我也会有三个月的时间做内科医师的工作。二十年来，我一直在一家公立医院行医，这家医院的所在地是全国文化多元、社会经济发展落后的地区之一，这一地区的特点是犯罪率高、贫困根深蒂固、文盲程度高。在这种环境下行医并使病人得到有效治疗的难度是在其他地方的两倍。我曾经灰心失望，也曾被威胁和劫持，然而却从未想过要离开。因为在这些沉重的问题背后，还隐藏着一些其他的事物：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留在这里，我不仅可以探索变幻莫测的医学，而且更重要的是，还能了解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是如何体验生命和面对死亡的。 我的病人们来自多达一百六十个不同的国家，这个数字大得惊人。许多人的母语并非英语，他们遵循着不同的信仰，有着各自独特的习俗和传统。在这个大熔炉里，我给各种各样的人看过病，无论是专家、劳工，还是移民、难民；无论是有很多亲朋好友的人，还是孤身一人的人；无论是志得意满的成功人士，还是灰心丧气的失败者。我曾向前来照料临终病人的牧师、伊玛目、僧侣和拉比咨询。我曾观察谁会在病人床边守夜，是什么能让一个悲伤的家庭凝聚在一起，不同的人又是如何学会放手的。而且我意识到，事实上这些正是我在工作中获得的前所未有的、*丰富的回报：一个能够思考有意义的生活及平静面对死亡的机会。 作为一名肿瘤医师，我明白由癌症造成的死亡往往有个人情感和癌症普遍病症的双重方面的原因。许多专业人士致力于帮助癌症晚期患者，随着医疗保健基金的建立、社会关爱的增长和医疗资源的不断增加，这类病人成为这一系列变革的受益者。这些都是理所应当的。但不幸的是，作为一名内科医师，我知道那些死于痴呆、心脏病、中风、感染或器官衰竭的病人并非和死于癌症的病人一样。这些病人的死亡往往是缓慢的，病情进展也是不可预测的，他们的死亡也同样痛苦，但这类病人和家属在*困难的时候往往感到信息匮乏、无处求助。 无须赘言，并非只有长者才会离世；三四十岁的人也有可能命绝于不治之症，他们在情感需求、遗憾和责任方面，通常与老年人有所不同。一个公平人道的社会应该意识到，我们所有的人都值得拥有好好地和世界告别的机会。 我们都渴望基本的独立和尊严，当遭遇痛苦的时候，很多人认为与其让生命历经一连串的缓慢折磨，还不如让它早点结束。现代医学让这种观点变得习以为常，然而即便病人是安然离世的，我们也会在宽慰中混杂着一丝悲伤，因为死亡还会涉及这些：病人不仅仅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逝去的，他/她同时也是一位忠诚的伴侣、一位慈爱的父亲或母亲、一个亲爱的孩子、一个亲密的手足。 医生这一身份教会我，疾病的诊断、治疗和康复都是重要并令人振奋的事情，但更重要的是，当诊断结果令人失望、治疗不起作用、康复遥遥无期的时候，作为一名医生，需要拥有能够帮助病人应对这些困境的能力。不知何故，伴随着药物的研发和技术的进步，医学界逐渐忘记了“让人死去”这个选择。医学杂志、医学研讨会和大众媒体上，到处充斥着关于即将到来的医学突破的故事，有一些只是在找庆祝的借口罢了。但我们都是凡胎俗骨，每个人都终有一日会投向死亡的怀抱。这一点令医学界哑口无言、自信顿失，并且在如何准确地提及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面前，总是犹疑不定：人们都在慢慢地死去。我们可以因为害怕死亡而对其避而不谈，但无法阻止它到来的脚步。 在临终关怀的过程中，医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可以帮助人们了解到，什么时候可以叫停无用又折磨人的治疗、思考一些更有意义的问题，以便减轻病人的痛苦，为其带来平和与安宁。 我在年轻时也曾有过这样的经历。当时我初次怀孕，却突然在怀孕后期失去了一对双胞胎。在短短一天的时间里，我从一个非常健康的女人和新手肿瘤医师变成了一个惊恐不安的病人，还因为一种从未听说过的罕见疾病失去了一对双胞胎孩子。坏消息接踵而至，我原本就精神涣散，在此情形下，更是难以迅速接受这一切。在困惑之中，我向那位经验丰富的产科医生问了一个问题：“我的双胞胎会死吗？”正是这个简单的问题成为我的救命稻草。 他回答道，“是的”。现在看来，这个答案值得称颂，也赢得了我无限的感激。接下来他平静而耐心地向我解释了原因。他的双眼湿润了，对我的同情显而易见。 我并未高估这个直白的答案的重要性，它的确消除了我的疑虑，使我和我丈夫免受苦寻答案却无果的痛苦，让我们走上了接受现实之路。双胞胎的死是无可避免的，但如果不是这位医生，那我们很可能会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再度经历痛苦。医生在适当的时候说出恰当的话语，不仅会让我们的悲伤变得可以承受，而且能够使我们心情平静地面对接下来会发生的事件，并获得勇气。那对双胞胎得到了安息，而且我们后来又生了三个健康的孩子。 对于一个开始梦想着做出改变的医生来说，一路上经历了近二十年的临床实践、痛苦的个人损失和深刻的自我反省才意识到：良好的医学教育和昂贵的医学训练不仅可以延长病人的生命，而且可以合理地用于其他目的，如医生也可以帮助病人安然地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