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山修司幸福论

火柴盒里的鲁滨孙· 克鲁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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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口说幸福二字，总会令人脸红，因为人们通常觉得那是青春期的少男少女的用词，踏上了真正的人生之路之后，就不应该再提那两个字了。但是，托马斯·曼的名句“轻蔑政治之人只能拥有被轻蔑的政治”也同样适用于幸福。令幸福不断贬值的不是幸福本身，而是轻蔑幸福二字的我们自己。
少年时期的我们常常吟诵卡尔· 布瑟的诗句：
人说
山的那边
遥远的空中
有幸福栖息
如今这首诗却成了三游亭歌奴的单口相声段子，靠模仿有家乡口音的口吃的学生，重复着“山的、的、的、洞、洞……”来博取观众的笑声。但这种笑声并非源于对卡尔· 布瑟笔下“灵魂想要逃往世界那边”的伤感幸福观的批判，而是在更具自虐性地对幸福观本身的否定中产生的。它是疲于生存的小市民们对自己少年时期的理想的嘲讽，是一种“反正无论去到何处都不会有幸福这种东西”的念头。这是多么悲惨啊。即便如此，他们仍热衷于追求名利，希望靠继承遗产或彩票中奖发大财，这与“幸福”二字并无关联。 年少时期被卡尔·布瑟的诗、黑色发丝及美好回忆装点的不谙世事的感性早已不在，“山的那边” 成为人们想逃离时代封锁的导游图，然而，就连这一丝寻找自身幸福论的线索也在大众的笑声中销声匿迹。掉进“山洞”里的究竟是谁？难道不就是迷失了远方之山的普罗大众吗？ 我们这个时代，失去的不是“幸福”，而是“幸福论”。想要让幸福本身发挥作用，就必须有幸福论的存在，但现在在书店的角落里蒙着尘的只有阿兰和希尔蒂的毫无用处的幸福论。
两年前，我和TBS电视台的荻元晴彦一起制作了一档电视纪实类节目《你……》，我们走到人群中，将麦克风突然伸到人们面前，问道：“对你来说，幸福是什么？” 得到的大多数回答是“午睡”“看电视”或者“饱餐一顿美食”。那一张张面孔在电视屏幕的灰色光影中突然出现又倏忽消失，估计荧幕外的观众们只会觉得这是在做什么伪证吧。哪里出错了——但是，若要说有什么可以取而代之的回答，观众们也只能闭嘴吧。
贫穷不是幸福。“午睡”和“饱餐一顿美食”本身并不应该被轻蔑。但要把这些日常的小满足作为幸福来理解，就需要想象力的帮助。这种想象力与传统的、只给体验赋予意义的、一贯的幸福论是两回事。 对于坏天气的好用法，我有一个有益的忠告，把它加入我所思考的获得幸福的方法中去。我在写这段话的时候，外面正下着雨。屋顶上的瓦片发出了响声。无数的沟渠潺潺作响。雨水清洗后的空气，仿佛被过滤了一般。云层看上去有如绝美的百衲衣。要想捕捉到这些美感，我们就必须学习。但是有人会说——雨水会毁掉收成。又有人说——什么都被泥水弄脏了。再有第三位说——明明是雨后坐在草地上心情无比舒畅才对。当然。这些谁都知道。就算你愤愤不平，事情也不会有任何改变。但我所蒙受的不平之雨，即使我在家里也一直追逼着我。所以下雨的时候，我们才更想看一看充满阳光的表情。坏天气时请保持好心情！（阿兰《幸福论》） 这就是阿兰的幸福论，无比独特。无论是越南战争也好，李珍宇的女高中生杀人案也罢，什么都能被他的理论变成幸福。
但是，让阿兰的《幸福论》这种东西见鬼去吧！ 自身的幸福也是对他人的义务，这一点没错，但消化自身的怨毒、连无法尽诉的怒气都要自我净化的《幸福论》充其量只能一时地排解烦忧罢了。假设收到了一张征兵通知单，我们可以用“坏天气的好心情”微笑着赞美这张通知单印刷精美，但这种幸福并不能完成对他人的义务，有时甚至只是通过自身的不幸来确保对他人的真诚罢了。
幸福，应该存在于从根源上铲除阿兰“坏天气的好心情”理论的日常冒险之中。 我的诗中
总有列车奔驰
虽然我从未乘上那班列车 “幸福论” 从我的一行诗句中脱逸出来， 奔向街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