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人文译丛犹太人与世界文明

通常认为，圣经时期的希伯来人对哲学不感兴趣，这个论断或许过于草率。近来，为纠正这种印象进行了勇敢的尝试。《旧约全书》是本土希伯来哲学的证明，在类型上属于柏拉图主义但不是*原始的，这在《传道书》中尤其显著。特别是《箴言》第四章和第八章有关“智慧”的著名段落被认为是“几代人实际上是几个世纪对生命现象引发问题的沉思之遗留”。 这在主要的事实上是清楚的。《旧约全书》很显然是对神的意图和人类命运深邃冥想的产物。但在哲学作为一门技术性学科和作为包括情感的更广泛意义的思想行为之间应该作出区分。《约伯记》是人类反抗宇宙明显的暴政的经典表达，但它的抗议不是以三段论的技术形式做出，它的结局是不合逻辑的，由于它是宏伟的。以同样的方式，《希伯来圣经》作为一个整体提供了一种连贯和理性的生活观，但它似乎没有以逻辑分析的方式进行“思考”，因此，它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哲学。 然而，人是生活在情感之中，而不是逻辑分析中，《希伯来圣经》对欧洲哲学的影响要大于任何哲学家和哲学体系。这个原因很简单。《希伯来圣经》为欧洲民族一些有关世界终极起源和本质的主要原则奠定了基础，这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基督教的渠道。这些原则因而成为哲学思辨的基础，它们提出了问题本身，即使它们不被接受为问题的解决方案。希伯来人的有神论赋予了欧洲对*高实在（supreme reality）的愿景，因而也成为欧洲思想观念的基础。我们或许反对它，但我们的否定肯定了它。它注定成为我们思想观念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可以认为，随着犹太人作品《旧约》的完成，它们被汇聚和融合到《新约》和基督教之中。然而，一个有趣而典型的事实是，基督教有神论的神学本身是在《旧约》和《新约》成书后，在犹太思想家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犹太人斐洛的作品，首次提供了“天启”和“哲学”宗教之间的综合，进入到教父基督教的结构之中；而在经院学派的伟大时代，基督教大胆地拥抱整个思想世界，这种方式是在仿效犹太人迈蒙尼德。 迈蒙尼德是如此重要而不能略微一提，但在转向他之前，我们应该考察古老的希伯来观念提供给世界的某些新鲜元素。尽管答案是固有的，但这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一神教以及随之而来的观念使得希伯来主义一直富有意义，它不仅在今天有意义，并且在明天也是如此。前面提及的朗尼努斯的著名段落（第103页）引用了《创世记》的经文，“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这节经文是《旧约》、《创世记》、《以赛亚书》、《约伯记》的典型。它表达了这样一种想法：在我们生活的世界的多样性、不和谐以及矛盾背后，存在着一个至高无上的源头。这个源头是活跃的、创造性的。“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通过他的“话语”，“天地被创造”。 因此，《旧约》的上帝不是一个解释世界之轮运转的单纯假设。但他也不是一个纯粹的宇宙力量。“他手中的工作”是人类，他对他们感兴趣是因为他们是他手中的工作。这个创造主是父亲，不是古希腊神话中身体意义上的父亲，而是他在乎的道德意义上的父亲，他赞成和不赞成，他惩罚和饶恕，爱那些按照他希望生活的人，憎恨那些不按他希望生活的人。我们都听说过这幅景象的阴暗面，尤其是在“清教徒”一词已成为责难的时期。但是克伦威尔的“铁军”是所有人都为之骄傲的人，他们通过给自己取《圣经》的人名以表明是什么样的精神造就了他们。希伯来人的天性是道德的，它的道德品质已经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那些由路德、弥尔顿、卫斯理以及我们今天的卡尔·巴特所宣扬的宗教信仰热情回归的喷发中。在历史上至关重要的不是犹太人对上帝统一性的启示，而是犹太人对上帝道德本质的直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