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上丝绸之路—最后的“地中海”

　　《冰上丝绸之路：*后的“地中海”》：　　十二、欧亚经济文化的历史关联（三）　　中国的蒙元时代无疑是丝路贸易的第二个高潮。在这个时期里，无论是在欧亚大陆丝绸之路还是海上丝绸之路，无论是在地理联通方面还是交通方面，都出现前所未有的大变化，尽管这里有成吉思汗及其铁骑涂炭生灵的极大历史代价，但在客观上一度重绘了亚洲的交通地图。　　成吉思汗的子孙在西亚、中亚和南俄草原的废墟上建立了伊尔汗国、饮察汗国和察合台汗国，并且先后灭掉了西夏、辽金和南宋，在中国建立了庞大的元帝国。元蒙统治者的征服手段和治理手段是残忍的，但开放度又是此前*高的。在短暂的时间里，他们建立了陆上的上千座驿站，在中国的泉州发展了南宋开发的世界**大港，随着商流的横溢，欧亚之间的人员流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频繁程度。被统称为“色目人”的阿拉伯人、欧洲人纷至沓来，有的进入“工匠营”，有的成为宫廷役使，有的获得政府的任用，而在宋元官府里担任泉州舶司使的阿拉伯裔商人蒲寿庚，以及在中国游历了近20年的马可·波罗，都是其中的具有代表性的亲历者。建帐于萨莱的饮察汗国为归附的莫斯科大公国提供了庇护和贸易便利，为后者后来崛起为沙俄帝国创造了条件，进入西亚地区的伊尔汗国不久后开始了伊斯兰化的进程，其结果之一是西亚此后继续保持了对欧贸易中转平台的地位，一直持续了几个世纪。也正是这样一种联通格局，中国的“四大发明”在公元13世纪前后，通过丝绸之路开始陆续传向欧洲。“四大发明”西传是改变文明历史进程的历史大事件，恰如马克思后来所指出的，“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级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强大的杠杆”。中国“四大发明”的西传同样具有曲折中转的特征，有的甚至带有一定的戏剧色彩，但这是丝绸之路给世界带来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贡献。　　除了这些标志性的大事件，在这前后，尤其是在蒙元帝国全面崩溃之后，丝路贸易和通道本身也出现了新的演化。有的演化过程一目了然，有的则需要作一些更长焦距的地理透视。*典型的是源自北欧著名的“汉萨同盟”。对于“汉萨同盟”，关心和研究世界贸易史的人都不陌生，但把它同丝路贸易联系起来的，似乎很少。至少在其具体商流流向上看，两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其与丝路贸易究竟有没有关系，如果有，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很值得研究和透视。一般地去看，北欧的“汉萨同盟”一开始的贸易对象是西欧，那似乎是在西亚和南欧国家自然垄断丝路贸易的情势下，不得不为之的一种区域内部贸易选择，与丝路贸易并没有明显的关联。但随着“汉萨同盟”商业规模的扩展和后来商道的延伸，开始连续不断地进入东欧与亚洲的地区，并且以受到饮察汗国直接影响的莫斯科大公国和后来的沙俄帝国商人为中间，建立了自身更完整更宽泛的贸易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讲，“汉萨同盟”的东进，也是北欧国家自觉不自觉地建立同亚洲，尤其是中国建立虽然仍具中转性但相对直接贸易联系的努力。这条中欧贸易联系同样带有曲折性，但在一个时期里同中国到西亚的丝路贸易路线并行不悖，更明显地同古代草原丝绸之路叠印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