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大治二中校本教材开发系列丛书:第一卷.龙川文选

7．偶开天眼觑红尘 绍兴会馆位于北京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西，原为山阴、会稽两县的会馆，称为山会邑馆。1912年山阴、会稽合并为绍兴县后，改称绍兴会馆。同年5月，国民政府从南京北迁，鲁迅单身随教育部前往北京。5日抵京，6日“上午移人山会邑馆”。他在这里一住就是7年半，直到1919年底举家迁入周氏兄弟自行购买的八道湾11号新居。 鲁迅起初住在藤花馆西房，半年后“移人院中南向小舍”。后因邻居经常半夜喧哗，闹得鸡犬不宁，严重影响阅读和睡眠，就在1916年5月6日“以避喧移入补树书屋住”。 本来，鲁迅是颇具人世热情的，但逐渐变得很消极。用他自己的话说：“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我想还有一个他没有说出的原因是：对母亲送给他的那件礼物——有名无实的婚姻——的深度失意。 除了去教育部上班和逛书店，鲁迅基本不出会馆。开始是抄书、辑书，后来又抄古碑、读佛经。每晚形单影只，一灯如豆．“崛然独立，块然独处，与义相扶，寡偶少徒”。所幸“但愿有英俊，出于中国之心，终于未死”。就这样平平淡淡默默无闻地过了好几年。 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要来的早晚会来。事情正在起变化。 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第2卷起，改名《新青年》。1916年底迁至北京编辑、出版、发行。这一向被视作“新文化运动”的标志性事件。 “新文化运动”是当时在内忧外患的强大压力之下进行的一场思想革命。它试图引入“自由”“平等”“民主”“科学”等西方现代理念，用价值重估的方式重新审度中国传统文化，使之“凤凰涅槃”。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启蒙”运动。《新青年》之所以能在民国初年多于牛毛的刊物中脱颖而出，一枝独秀，是因为它集结整合了当时中国*出色的一批知识分子。这些人中龙凤天赋优良，国学根底扎实，又多在欧美或日本接受过新式教育，对国家和民族都抱有强烈的认同感和使命感。他们嫩箨香苞初出林，雏凤清于老凤声，陆续发出自己的声音，再混合成为一股沛莫能御的宏大力量，以其新颖尖锐独特鲜明的对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问题的思考和表达方式，对一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和行为产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影响，进而影响乃至间接决定了整个中国现代史的走向和进程。 《新青年》选择的突破口是“文学革命”。“首举义旗之急先锋”是旅美青年学者胡适，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则是《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 1917年1月1日，胡适在《新青年》2卷5号发表令人耳目一新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肇端。他指出：旧文学已经衰落，文学必须改良。文学改良当从8个方面人手：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他认为要以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正宗。在谈及文学内容时，胡适认为真正的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现实生活。 一个月后，陈独秀在《新青年》2卷6号发表了振聋发聩的《文学革命论》。 陈独秀把胡适文学改良的基调进而提升到文学革命的层面。他提出了“三大主义”：“日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日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日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文章*后，陈独秀充满激情和煽动力地呼唤： “欧洲文化，受赐于政治科学者固多，受赐于文学者亦不少。予爱卢梭、巴士特之法兰西，予尤爱虞哥、左喇之法兰西；予爱康德、赫克尔之德意志，予尤爱桂特郝、卜特曼之德意志；予爱倍根、达尔文之英吉利，予尤爱狄铿士、王尔德之英吉利。吾国文学界豪杰之士，有自负为中国之虞哥、左喇、桂特郝、卜特曼、狄铿士、王尔德者乎?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者乎?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 一年多时间很快过去了。实际情形的发展却令“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和主将胡适、陈独秀不无尴尬：文学革命从1917年元旦发难后，雷声大雨点小，作为文学主体样式的新小说创作居然一片空白。 每一个伟大的时代和变革都有它应运而生的代表性人物。现在，轮到鲁迅出场了。 浙人钱玄同是《新青年》同人，一员猛将。早在1908年，他就与周氏兄弟一起在日本东京跟随章太炎学习过“小学”。作为同乡、同门、旧交，他十分清楚和仰慕鲁迅才情见识之出类拔萃，就极力游说离群索居的鲁迅出来写文章，以图壮大“新文化运动，，的声势和力量。 P3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