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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作家论:莫言论

中国当代作家论:莫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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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详情
  • ISBN:9787521211009
  • 装帧:一般胶版纸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开本:16开
  • 页数:296
  • 出版时间:2021-04-01
  • 条形码:9787521211009 ; 978-7-5212-1100-9

本书特色

“中国当代作家论”丛书以展现中国当代杰出作家风貌,从研究角度助益其作品的深入理解为宗旨。同济大学教授张闳多年研究莫言,本书从六个层面,各以关联中带着对立的词组,进入莫言文学世界的不同层面,并在现代汉语小说叙事的高度,探讨了莫言的意义。全书学理学脉清晰而饶有智趣。

内容简介

本书是关于中国当代作家、首位中国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的一部文学评传。作品采用文本细读法,以莫言的作品为基础,对莫言的文学创作进行了细致、客观、清晰的梳理和分析。作者站在中国当代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宏观角度,深入剖析了莫言创作的乡村世界和文学地理、感官经验及物化世界、伦理僭越与文化批判、语言风格与文体特征、茂腔叙事及声音诗学等方面的特征,是一部成熟、扎实的评传作品。同时,作者对莫言与现代汉语小说叙事的未来,阐明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和观点。

目录

导 论 从高密东北乡到斯德哥尔摩

**章 莫言的乡村世界与文学地理

第二章 莫言的感官经验及物化世界

第三章 莫言的伦理僭越与文化批判

第四章 莫言的政治讽喻与暴力美学

第五章 莫言的语言风格和文体特征

第六章 莫言的茂腔叙事及声音诗学

余 论 莫言与当代小说写作的未来

莫言创作年表

莫言评论要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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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

导论 从高密东北乡到斯德哥尔摩 一 莫言,原名管谟业,1955年出生于山东省高密县大栏乡①平安庄村的一个农民家庭。“文革”开始之后,小学尚未毕业的管谟业辍学回家务农,做过临时工。1976年参军,历任警卫员、副班长、文化教员、政治教员、保密员、宣传干事等。1981年在一家地区性文学刊物《莲池》上发表短篇小说《春夜雨霏霏》,开始进入文坛。1984年,莫言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1985年在《中国作家》杂志发表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引起轰动。1986年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红高粱》,引起更大的轰动。同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6年6月从解放军艺术学院毕业后,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文化部工作,成为专业创作员。在这几年里,他创作有大量中短篇小说,如《枯河》《欢乐》《红蝗》《爆炸》《球状闪电》等。1988年根据莫言原著改编、张艺谋执导的电影《红高粱》获西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同年,莫言进入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创作研究生班学习,1991年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1997年从部队转业到《检察日报》任记者。自1990年代初以来,莫言连续写出了《酒国》《丰乳肥臀》《檀香刑》《四十一炮》《生死疲劳》《蛙》等多部长篇小说,及《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师傅越来越幽默》《拇指铐》《司令的女人》等数十篇中短篇小说,先后获得“大家·红河文学奖” “茅盾文学奖”“红楼梦奖”法国“儒尔·巴泰庸外国文学奖”、意大利“诺尼诺国际文学奖”、美国纽曼“华语文学奖”、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韩国“万海文学奖”等多项国内外文学大奖。201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以上是莫言的简短履历。这个简历看上去并无多少特异之处,但因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莫言成为现代汉语文学史上的一个标志性的人物。试想,如果当代中国文坛少了这个人,无疑会一下子黯淡了许多。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个人居然是一位农村出身的只有高小文化程度的写作者。莫言的文学成就堪称当代中国文学界的奇迹。 莫言的小说世界对应的现实空间,是他的故乡——山东省高密东北乡。他小说中的许多故事,都被安置在故乡的空间来展开。他将这个方圆不过几十里的北中国的乡村,通过文学,成为文学世界的中心,一个个神奇故事的策源地。这个坐落在胶东平原的村落,历史上并无特别的大事可记,也缺乏圣贤名流、达官贵人的可资夸口。但他们那里却有着伟大的说书、讲故事的传统。他们的祖先曾经是蒲松龄的怪异故事的提供者。在他们的故事世界里,充斥着狐妖蛇怪、魑魅魍魉。当然,毫无疑问,这些怪异的事物实际上是他们心目中现实世界的真相。莫言正是这些讲故事的人的现代传人。童年和少年时代的莫言,一直耳濡目染这种种的奇异故事,同时,现实生活也为他提供了各式各样光怪陆离的奇观和异事。这一切——现实的和讲述中的——都成为莫言写作的重要资源。 关于少年时代的莫言的经历,他本人在许多回忆性的散文和访谈录中,都有过较为详尽的谈论。在这些谈论中,有一点非常重要,即他的“辍学”。少年莫言在高小阶段因与学校发生冲突,被勒令退学,之后他不得不回家务农。对于一位十一二岁的少年来说,失学在家,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耻辱。而在人民公社体制下,未成年人又无法承担沉重的农业劳动,只能作为半个劳动力。于是,他不得不混迹于同样作为半个劳动力的妇女和老人中间,从事相对较轻的体力劳动。与这些人在一起劳作的经历,对于莫言来说,是一笔难得的财富。田间地头就是他的课堂,野老村妇就是他的老师,从那里,可以听到各种各样的鲜活的知识,有趣的故事和传说,各种生机勃勃的俚语、粗话,也可以领略乡间底层文化魅力。他在那里完成了自己的“学业”,小学、中学乃至大学。这一切,正是莫言文学想象力和语言的源头活水。 辍学经历带来的另一重影响,是对少年莫言的求知欲的刺激。这位渴求读书的少年,却被剥夺了上学的权利,让他陷入极度的知识饥饿状态。正如他在那个时代所经受的肉体的饥饿一样,知识上的和精神上的饥渴同样强烈地折磨着他。这促使他寻找一切可能找到的书籍来阅读。在知识的世界里,他像一匹贪吃的小兽,贪婪地寻找一切可以入口的东西。他是文学荒野上的野生动物,饥肠辘辘而又充满野性活力。他几乎读尽了那时可以找到的一切书籍:流行的样板文学,“十七年文学”,以及少量的所谓“禁书”。这些在今天看来似乎是缺乏足够的文学性的读物,填满了少年莫言饥渴的知识肠胃,虽然算不上营养丰富,但也让他得以在精神上长大成人。在那个时代,谁又不是靠着这种粗糙的精神食粮(和物质食粮)长大的呢?相比于按部就班的文学教育,这种发自内心之热爱和出于饥渴的追求,更接近于文学*原初的生命状态。 二 另一种生活经历对于莫言来说,也同样重要。那就是其“军旅生涯”。漫长的军旅生涯,是莫言人生中*为重要的阶段,也是他在文学上的生长期和成熟期。如同青春发育期是人生的重要转折一样,作为作家的莫言的这一阶段,是在部队里开始和完成的。 参军,对于许多北方农村青年来说,是人生的一个梦想,也是其命运改变的初阶。在那个时代,农民身份是一种咒诅,意味着他得终生被捆绑在贫瘠的土地之上,囚禁在闭塞的乡村故土,得依靠终年艰辛劳作,勉强得以糊口。而且,这种身份还是世代相传的。祖祖辈辈都得过着同样的艰辛日子。参军,意味着可以至少是暂时地脱离土地和劳作,脱离那片土地上充斥的肉体上的饥饿和精神上的苦闷。在部队,可以不愁吃穿,还能学到文化和技术,某种谋生手段。在和平年代里,这对于农村青年来说,不失为一个上好的选择。如果自己有点儿文化和能力,又努力表现,再加上一点儿运气的话,还有可能入党、提干,成为军官。而军官提升到一定的级别,就能够常驻军营,而且还可以让家属随军。即便日后退役转业,也可以到地方上成为国家编制的干部。这也就意味着——他及他的妻子儿女,从根本上脱离了农村,成为吃商品粮的城里人了。这在农民来说,可以说是一步登天的命运转变,不亚于登科中举。这种农村青年的艰苦梦想,在其他来自乡间的有部队背景的作家,如周大新、阎连科、刘震云、柳建伟等人的笔下,都有过充分的揭示。到了1980年代,这一梦想的实现路径,被考大学所取代。 莫言的军旅生涯也循着这一惯常的路径行进。他在连队里入党,被提拔为干部,文化教员,通讯员……一步一步成为具有文职性质的军官。然后,从那里开始了他*初的写作生涯。他自称是为了过上“天天有饺子吃”的日子而开始文学写作的,这一说法虽然有些夸张,但也部分是实情。物质生活的诱惑,也有着不可低估的强大精神驱动力。 在莫言开始写作的时候,也就是1980年代的初期,中国大陆的文学界基本上是由两类人平分天下。一类是中年一辈作家,他们大多有一些不幸的遭遇,当过“右派”,后获平反,即所谓“归来者”一群,或者是“文革”期间的黑暗政治的受害者。另一类是莫言的同时代人,他们相对年轻一些,但大多数属于“知青”族群,他们都有过“红卫兵”时期“造反”的辉煌经历和上山下乡的光荣磨难。这一代人总体上相信,归根结底世界是属于他们的,尽管实际上他们几乎是完全被现实所抛弃的一代。这两类人作为文学写作者,却有着许多优势:比一般人更好的文学修养,不凡的生活经历,以及由这些经历所带来的更多、更早的文学上和政治上的自觉,因而也就能较好地迎合当时的文学主潮,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由他们支配着文学的主潮。 但莫言不属于这两类人,按照当时的文学观念,他在写作上毫无优势可言。1980年代初期,莫言*初的一批小说发表在几家地区性的文学刊物上,也并未显出有多少特别之处。他差不多仍然沿用当时*通行的一些小说写作模式,或者说,多少有些在刻意模仿“右派”一代或“知青”一代的写作。如描写美好的人性(如《春夜雨霏霏》等),写特殊年代里农民生活的困苦和干群关系(如《黑沙滩》等),至于那些描写和平年代的军营生活的作品(如《丑兵》《白鸥前导在春船》等),则基本上是当时所谓“军旅文学”描写和平时期军营生活的典型套路。所以会有专事“军旅文学”研究的专家十几年如一日地坚持将莫言划归在他的研究领域。的确,如果没有后来的转变,莫言确实就会往“军旅文学”的道路上发展,这样,我们就会多了一位新时期的杜鹏程或峻青。其实,在莫言之前,已经有了一位这样的作家——李存葆——这就足够了。后来,莫言还写了一些与军事多少有些关系的作品,如描写战争年代所发生的故事的著名小说《红高粱家族》,这似乎为那些“军事文学”专家提供了言之凿凿的证据。他们认为“战争”是莫言的另一大题材类型,并将其所谓的“战争题材”小说之列,与朱苏进等作家的小说一起,视作当代“军事文学”的第三次高潮的代表。① 这种文学分类法显然与依照现行政治制度的社会阶层划分原则有关。从文学上看,却很难将凡是涉及打仗的都称之为“军事文学”或“战争文学”。比如,马原、洪峰,甚至格非都写过战争,甚至有可能写得比莫言笔下的战争更像战争,但不会有人将这些作品归于“军事文学”。莫言在一次演讲中,回忆了自己在《红高粱家族》创作之初,关于战争及历史题材的文学的想法,他写道: 小说家的创作不是要复制历史,那是历史学家的任务。小说家写战争——人类历史进程中这一愚昧现象,他所要表现的是战争对人的灵魂扭曲或者人性在战争中的变异。 ………… 我发现“文革”前大量的小说实际上都是写战争的,但当时的小说追求的是再现战争过程。一部小说,常常是从战前动员开始写到战役的胜利,作者注重的是战争过程,而且衡量小说成功与否的标准通常是是否逼真地再现了战争的过程。新一代的作家如果再这样写绝对写不过经历过战争的老作家,即便写得与老作家同样好也没有意义。我认为,战争无非是作家写作时借用的一个环境,利用这个环境来表现人在特定条件下感情所发生的变化。②

作者简介

张闳,1962年生,文化批评家、作家。曾为医生,后获华东师范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兼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文化理论与文化批评,是文化符号学批评和当代大众文化研究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主要著作有《黑暗中的声音——鲁迅的诗学及精神密码》《感官王国——先锋小说叙事艺术研究》《声音的诗学——现代汉语抒情艺术研究》《乌托邦文学狂欢(1966-1976)》《钟摆,或卡夫卡》《欲望号街车——流行文化符号批判》《符号车间——流行文化关键词》等。近年转向文化哲学和文化神学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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