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作家论 :北村论

**章　“先锋”时代：闯将或囚徒 1985年注定要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留下重要的一笔，它是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大地上发生发展中特别值得标注的年份：2月，马原的小说《冈底斯的诱惑》发表于《上海文学》；3月，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发表于《人民文学》；4月，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发表于《中国作家》；6月，残雪的《山上的小屋》发表于《人民文学》……一群富有现代主义气质的年轻人揭竿而起，他们企图重建主体与客体、主体与自我、心灵与审美之间崭新的对话关系，以构建一种新的文学时空。这批被称为“新潮小说家”的群体与稍后涌现出的更年轻的余华、苏童、格非、孙甘露等一起在1980年代中后期掀起的先锋文学狂飙“剧烈地改变了、并且继续在改变着中国当代文学的面貌”①。同样是在这一年，北村的短篇小说《黑马群——实验室实验之一》发表于《福建文学》1985年第3期，其时的北村刚刚二十岁。 北村，本名康洪，1965年9月16日出生于福建长汀。地处闽西的长汀在万山丛岭之中，南与广东毗邻，西与江西接壤，乃闽粤赣三省边陲要冲；汉代置县，唐称汀州，自唐代后一直是州、郡、路、府治所在地，更是客家人聚居的**座府治城市，素有“世界客家首府”之称；同时长汀还是著名的革命老区，一度是苏区的经济重镇，也是红军长征的主要出发地之一。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即在长汀英勇就义，给当地留下革命的火种。著名的国际友人路易·艾黎1939年曾因组建“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事务所到过长汀，长汀的美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在日后说，长汀和凤凰是中国*美的两个小城。新中国成立后，长汀一直隶属龙岩地区。 北村在家中排行老二，有一个哥哥。幼时的北村，跟着在农村卫生院当医生的母亲和做教师的父亲在长汀河田镇的一个叫蔡坊的自然村生活过数年。河田镇四周山势逶迤，构成环绕之态，形成了长汀县*大的河谷盆地；客家的母亲河汀江贯穿全镇，当地林木丰茂，盛产号称“世界五大名鸡”之一的河田鸡。那时乡下清苦，但因为汀州得天独厚的条件，北村仍然有关于吃鸡的美好回忆。过年的时候，孩子们都盼望一种被称为“驮鸡臂”的待遇，就是可以吃一只河田鸡的鸡腿，一个“驮”字生动地放大了鸡腿的重量。汀江水势丰沛，村里的少年常结伴在江边游泳。“那个时候，我主要的玩具是泥巴和溪水，视线放在天空上，这些自然、纯粹的东西使我的想象力大为扩展，增强了我强烈的想象欲求，对我以后的写作起到了重要的影响。”① 小学四年级时，有一晚雷电交加，他的老师和同学狂奔到医院，因为雷电击毁了教室，一些上自习的同学也被击倒了。他跟着镇里的医生上山抢救，还背了一个同学到医院，但那个同学其实已经身亡了。好几个同学死于这次意外的灾难，望着熟悉的同学的面庞，尤其是不久前还在打仗游戏中被他骑在身下的好友，死亡的命题**次“入侵”了他，“不是以理论而是以事实的方式。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开始不由自主地思考活着的意义问题”①。 爱读书的习惯，也是从小学就养成的，他回忆“上小学三四年级就读了不少小说，《金光大道》《西沙儿女》《欧阳海之歌》《艳阳天》《林海雪原》。我喜欢《艳阳天》里的爱情感觉，喜欢《林海雪原》这样的战斗故事，喜欢《西沙儿女》里的正气篇，但不喜欢奇志篇。同时，我也在看一些外国小说。我一个同学的叔叔是飞行员，在他家的阁楼上有很多上世纪五十年代留下来的东欧和苏联小说。我当时就强烈地感觉这些小说和《金光大道》《西沙儿女》之类的是完全不同的，那些小说才是真正的小说”。他*早的写作实践也开始于小学，“当医生的母亲就叫我帮她写一些大批判文章，这本来是她必须完成的任务，可她嫌麻烦，看我作文写得好，就叫我试着代写。我写好后，再由她贴到单位的布告栏上去。我一方面觉得好玩，开始学着写这种批判文章，一方面又觉得这些东西全是假的，对很多事情开始产生怀疑”。 1976年，北村十一岁，沉滞的十年“文革”迎来了破局，小镇也捕捉到不一样的讯息，“大人们一见面就相互嘀咕着各种小道消息，谁放出来了，谁平反了。这成了唯一的精神生活。周总理去世那天，长汀下了大雪。人们显得很平静。我在母亲单位的楼下喝着一种长汀特有的菌类酸饮料，听父亲的一个朋友在那儿和父亲讨论政治形势。既感到这些事情很神秘，又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几个月以后，毛主席去世了。街道上布满了灵堂，到处都在鞠躬。给主席送葬的时候，所有人都要对着灵堂鞠躬”②。 初二时，北村随母亲搬到长汀县城，他迷恋上了县城的电影院，而看电影也成为他整个中学时代文艺活动的中心，《巴黎圣母院》《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桥》……这些外国影片给他不小的文艺滋养，他也将看电影的爱好一直保留下来。与此同时，他开始阅读俄罗斯文学，并且常为在小城中找不到足够的精神食粮而苦恼。① 高一的时候，他的文学天赋开始崭露，他曾经续写过《我的叔叔于勒》。语文老师注意到这个学生的文学才华，北村回忆到，语文老师“在课堂上破例阅读他送给我的鲁迅先生的《好的故事》，我被这个作品震惊了，当我从梦中渐渐苏醒过来时，我**次明白了什么叫文学，和它那无法抗拒的魔力”，从那时起，北村决定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文学”②。也是在高一时，他目睹了哥哥**次高考失利，心里明白，上大学几乎是唯一的出路，“我那时对知识很渴望，打开数学书，读着里面描述几何的语言，像读小说那么舒服。那时候，有一套《数理化自学丛书》非常畅销，被认为是考大学*好的辅导书。我跟母亲闹了半天，总算要到了书钱，就连忙跑到新华书店买书。那是一个周末，书店到下午三四点都还没开门，里面放着广东音乐《步步高》，我一直坐在外面的台阶上，等到黄昏……”③ 1981年夏，十六岁的北村如愿考入厦门大学中文系，从闽西的山地小城到了闽东南滨海的中心城市。他跟着父亲“坐火车沿海堤从集美进入厦门半岛时，沉睡的情绪突然被眼前深蓝的海水点燃”，随着深入市区，“花团锦簇渐渐把我包围：我从来没见过一个有这么多鲜花、如此干净的城市”④。中文系的男生宿舍安置在厦大著名的芙蓉楼，此楼乃陈嘉庚女婿李光前所建，因其祖籍南安芙蓉村得名，建成于1950年代，是嘉庚风格建筑走向成熟的标志。楼群共有五幢，以芙蓉湖为圆心形成半合围形，主体建筑高三层，局部加高为四至五层，都是中式屋顶、西式屋身的外廊建筑样式。曾对大城市的高楼华厦抱有期待的北村起初有些失望，但很快他就领略了芙蓉楼建筑样式的妙处，“宽阔的廊台形成天然的冬暖夏凉，使得我们有心情在廊上一字排开，对楼下走过的女孩打呼哨——它像一个观景台，把芙蓉楼下全校中心区的动静看得一清二楚”，“以芙蓉楼为轴心，夹道多植凤凰木及松柏、芒果树，与楼体搭配起来如诗如画”①。 在北村看来，彼时的厦门大学师资两极分化，有一些年轻老师思想活跃，学识优良，也不乏照本宣科的冬烘先生。好在厦大图书馆丰厚的馆藏可以一解他的阅读之渴：*初，他还是延续自己中学的喜好，继续阅读俄罗斯文学，“我现在还能记忆我在读完屠格涅夫的《罗亭》和托尔斯泰的《复活》之后的狂喜，特别是《复活》中深深的忏悔和人性的力量，但我找不到一个人可以交谈”②；随后，随着思想解放的潮流涌入校园，他开始接触各种时髦的文艺理论方法论，这促使他脱离开十九世纪的文学趣味，“对托尔斯泰再也没有兴趣了”，“我渐渐发现了福克纳的矛盾、海明威的英雄主义、川端康成的颓废、乔伊斯的呓语和卡夫卡的象征的魅力，这是一种危险的试探——来自深渊的力量是黑暗的，我好像**次发现小说还可以这么写，同时也发现了人居然有这么坏，更致命的是我还接受了这样一个教训：因为人类无法改变现状，所以这种绝望是可以接受的。我立刻获得了一个孤儿的地位，感到茫然无措”③。在另一篇创作谈忆及大学生活时，北村说：“那时，我像大家一样，会为图书馆的一次阅读忧伤，为一部旧电影的人物命运流泪，中间伴随着一种幸福感，使我四年如一日地度过自己的大学生涯。四年我连篇累牍地写下了许多小说和理论，我可以想象，这些幼稚的文字在我当时的眼中肯定特别生动，原因在于我的激情还未成为疲倦，希望还未成为绝望，我对人生有信心，对我写下的每一个字就有信心。”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