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变局与国家安全

“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
从2001年“9·11”恐怖袭击到2008年“9·15”金融海啸，再到特朗普上台、英国“脱欧”，当我们感慨于这个每天都有大新闻的时代，频繁地“见证历史”时，突然发现这个世界已经变了，一只只“黑天鹅”满天飞，一只只“灰犀牛”满地跑，各种颠覆我们认知的事件层出不穷。如何描述当前的这个世界？西方学界提出“后后冷战时代”“无极世界”“零和世界”“后疫情时代”“新两极时代”等一系列概念，林林总总，五花八门，但都不足以概括眼前的巨变。“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究其根本，是其思维惯性跟不上时代变化，继续戴着“西方中心主义”眼镜看世界，已经看不懂了，继续沿着西方概念的框架去解释这种变化，已经解释不通了。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既是这种变化的根源，也是引导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走向的主动力。随着中国日趋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如何看时代、看世界不仅关乎中国的发展，也关乎世界秩序的未来。早在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便指出，当今世界正处于“前所未有之大变局”；2017年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更加明确提出，“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018年6月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指出：“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高层。”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概念内涵丰富、特色鲜明，它是中国对世界大势*经典、*深刻、*简明的阐述，是中国对时代特点、世界巨变的一种高度凝练式总结，是我们以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和角色观认识中国的出发点，也是我们理解当前世界之变的*佳切入点。正是由于我们相对于其他主要大国更早、更好地把握住了百年变局的历史大趋势，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我们才得以在风云激荡的国际环境中更好地把握和塑造战略机遇，更好地统筹发展和安全，为国家高质量发展营造了更加有利的国际安全环境。 何谓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句话中的世界并不只是指传统的国际关系，而是视野更为宏大、内涵更为丰富的人类社会。而理解此处的“大”，也需要我们跳出国际政治的视角，放眼全世界，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去发现这种全方位、多领域的大发展、大调整、大转折。这句话中的两个核心词分别是“百年”和“变局”。
“百年”何解？是实数还是虚数？是100年还是数百年？国内对此解读不尽一致。由于“百年”暗合中华民族的“百年屈辱”，不少人认为“百年”就是指100年。一种说法是1919—2019年，从“巴黎和会”“五四运动”到建国70周年盛典，中国不仅屹立于世界的东方，而且已经成为了国际舞台的焦点，那个饱受列强欺凌、积贫积弱的中国已经一去不返了。更多人将百年变局的起点设定为1921年，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为这场变局的历史起点，正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才一步步从积贫积弱的旧中国，走向独立自强的新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不断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彼岸。由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这场世界百年变局的主要动力，所以用“100年”沧桑巨变的视角有其道理。然而，不少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的西方媒体和学者也从100年的视角去看百年变局的概念，英国《经济学人》曾刊登一系列封面文章和报告分析中国崛起，在西方国家看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为了洗刷百年国耻”，并借用中国历史上吴越争霸的故事，渲染中国这么多年“韬光养晦”“卧薪尝胆”的目的就是为了发展壮大之后向西方“复仇”；在刻意炒作“中国威胁论”的同时，其隐含的西方对华殖民侵略这段历史“原罪”的担忧和焦虑不言而喻，也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西方不愿接受中国复兴的根源。虽然以100年历史时段界定百年变局符合很多人的思维逻辑，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中国领导人在使用这一概念时说的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百年之前有“世界”二字，显然不仅仅在说中国；另外，如果是指“五四运动”或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100年，那说明百年变局到2019年或2021年就结束了，这显然也不符合实际。
不少中国学者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出发，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历史演进逻辑去审视百年变局，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成功，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意义，对世界社会主义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苏东剧变后，“社会主义失败论”“历史终结论”一度甚嚣尘上，中国顶住巨大压力和挑战，成功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不可辩驳的事实彰显了科学社会主义的鲜活生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使世界范围内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较量，发生了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深刻转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具有深远历史意义，可称之为500年未有之大变局。
美国著名战略家基辛格先生在其《世界秩序》一书中将当前的世界称为“400年未有之大变局”。他认为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以来，世界秩序一直是以西方为中心的，但随着世界政治经济重心逐渐东移，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传统上由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正在发生深刻转变，旧的秩序濒临坍塌，新的秩序将建未建，继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雅尔塔体系之后，世界正在经历第四次历史巨变，不同大国对世界秩序的理解及其秩序观念截然不同，中国智慧、中国理念正在引领和重塑着当今的世界。
也有不少学者从美国历史的视角出发，将这场百年变局解读为200多年未有之大变局。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在其《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一书中便遵循着这一逻辑：从1776年立国至今，美国由弱到强，逐渐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并先后击败了多个崛起国的挑战。但中国崛起给美国带来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因为中国拥有和美国相似的实力，综合了过去美国所有挑战者的优点，是一个“全能型”选手，但同时又有着与美国截然不同的制度、价值观、宗教文化和文明形态，是一个非西方的“文明型”大国。美国在以往应对大国崛起的经验中很难找到这样的对手，美国霸权正面临全方位的冲击，这是美国立国200多年以来从未遇到过的新情况，如果想要跳出“修昔底德陷阱”，中美两国必须携手改变历史的弧线。
还有学者从工业革命的视角出发，认为拥有10亿人口量级的中国全面进入工业化时代，正从根本上改变着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同时，中国还有望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重塑数字时代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关键格局，将其称之为“300年未有之大变局”。虽然算法不同，但不同的数字都在描述同一个事实，即中国崛起对世界历史的影响。
综合上述各类观点，从更宏观的角度出发，百年变局对世界的影响集中体现在5个维度的“前所未有”：
从国际格局看，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的速度之快和规模之大、西方世界整体性低迷的形势前所未有，那种靠一个国家说了算或几个大国主宰国际事务的局面难以为继；从国际秩序看，400年来西方主导国际秩序的时代面临深刻挑战、通过非战争手段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可能性空前增大前所未有；从产业革命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带来的新陈代谢和激烈竞争、推动的生产关系革命性重组前所未有；从全球治理看，全球性问题成为全球共同关注、全球治理体系与国际形势巨变的不适应、不对称前所未有；从社会制度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历史性较量开始出现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变化前所未有。
本轮变局之所以言其大，在于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威胁多元化同频共振，相互传导；在于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安全两件大事紧密相连，互为因果；在于第三次科技革命仍在继续，第四次科技革命却又先期到来；在于网络时代、数字时代、社交媒体时代带来的全新冲击与惯性思维、既定模式、传统管理滞后性之间的全新矛盾；在于既有国际体系行将坍塌，而新的世界秩序仍未搭建，由此给全球带来的不确定感、焦虑感和惶恐感；在于中国已经逐渐走近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央和世界经济舞台的前沿，而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还不能适应这一历史性变化，亟须进一步加强。 百年变局的本质与动力 过去数百年，国际秩序之变往往由一场大战催生，如欧洲“三十年战争”后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一战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二战后的雅尔塔体系。但当前的这场变局却是以“温水煮青蛙”方式发生的，在量变和质变之间甚至看不出明显界限——以当前的国际秩序为例，其基本轮廓即主要奠基于二战之后。但历经70余年，从1991年冷战结束，再经2001年“9·11”事件、2008年金融危机、2016年特朗普胜选等多轮冲击，既有秩序已风雨飘摇，虽然四梁八柱尚在，但联合国作用有限，世贸组织（WTO）功能渐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资金捉襟见肘，世界卫生组织（WHO）权威性不足，全球军控体系接近崩溃，国际准则屡被践踏，美国领导能力和意愿同步下降，大国合作动力机制紊乱，国际秩序已处坍塌边缘，置身其中，我们很难感知这种巨变，只有将其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去审视，才能感受到它的冲击。
当下，既有“一超多强”格局已然生变，虽“西强东弱”的现实仍在，但“东升西降”的大势难以逆转，代表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未来。国际格局*突出的变化，是中美实力快速拉近，但中国实力与美国仍有差距，无法与其并称“两极”，中美同他国差距日益拉大，被普遍视为“两超”。一方面，中美实力迅速拉近，中国的GDP规模从占美国的1/8到2/3，用了不到30年时间，按购买力平价算，IMF和世行均认为中国已经超过美国。其他如科技、军事、制造、贸易等指数也都呈快速追赶拉近之势。但另一方面，“拉近”不等于“接近”，中国崛起不必然意味着美国衰落。中国GDP份额占全球总量从1980年的2%跃升至2019年的16%，而同期美国则一直保持大约25%份额未变。其金融、科技、军事实力依然强劲，股市、汇市依然强势，打压对手的能力和手段依然强硬。过去40年经济份额发生下滑的不是美国，而是欧洲（从35%到21%）、俄罗斯（从3%到2%）、日本（从10%到6%），其他多强面对中国崛起的心态也比较复杂，这一客观现实让多极化的发展更加曲折。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下变局与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息息相关，美国正成为世界不稳定和不确定性增大的*大“乱源”。冷战后，得益于全球化、信息化带来的互联互通和总体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世界经济曾经一派繁荣，中国也实现快速崛起。但2008年金融危机暴露出美欧经济的深层问题，揭示出全球化发展的不平衡性。美国摆脱危机的药方不是刮骨疗伤式结构改革，而是饮鸩止渴、转嫁矛盾，使“痼疾”未除，新病再发。奥巴马、特朗普等非传统政治人物粉墨登场，正是美国经济与政治关系错位引发社会极化的结果。欧洲债务危机未果，又遭遇乌克兰危机、难民危机、英国“脱欧”危机，祸不单行，经济形势始终没见起色。为“让美国再次伟大”，特朗普抛弃多边主义、国际主义、自由贸易，借助民粹主义，大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挑起中美贸易战，致全球化逆转，自由贸易遇阻。美国经济、股市靠霸凌和强权逆势上扬，但根基不牢，难以持久。世界经济则陷入整体性低迷，欧洲经济低位徘徊，俄罗斯经济不见起色，连一度被普遍看好的印度经济也骤然减速失速，中国经济开始进入“新常态”，特朗普一系列倒行逆施的做法又加速了世界变局的演进。
一切事物的发展演变都是由矛盾推动的，百年变局是由“东西、南北、上下、左右”四大矛盾催生的，变局下的世界也将长期受这四大矛盾的困扰。
首先，东西矛盾凸显两大制度之争。多重危机导致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神话破灭，中国理论、道路、制度、文化的全球感召力增强。世界范围内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较量，发生了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深刻转变。“历史终结论”终结了，“中国崩溃论”崩溃了。美西方不甘失败，对华发起新一轮意识形态攻势，加大对华“政治战”和“颜色革命”力度，对华“新冷战”若隐若现，基于意识形态分野的东西“大对抗”山雨欲来。
其次，南北矛盾映射发展权利博弈。工业革命以来，北方国家占据产业链顶端，其优厚生活是依靠对南方国家的剥削获得的。随着南方国家群体性崛起，要求改变不公平体系的呼声愈发高涨，双方在规则和资源上的争夺日趋激烈，北方国家不惜通过颠覆现有规则体系、重组产业链、科技“脱钩”压制南方国家发展。南方国家能否利用新一轮科技革命“突围”“破局”，成为国际经济格局转型的关键。世界经济合作阻力增大，以经济战、科技战为特征的“大脱钩”压力日增。
再次，上下矛盾体现阶级分化对立。分配制度缺
陷和贫富分化问题一直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痼疾，借助全球化浪潮，美国在世界兜售“新自由主义”改革，对资本“去监管”，造成世界经济高度“金融化”，资本增值速度远超劳动收入。穷者愈穷的马太效应累积，1%与99%之间不平等加剧，“上”与“下”的阶层愈发固化，“下”至“上”的通道愈发阻塞，导致全球范围内各国阶级矛盾普遍加剧，“占领华尔街”“阿拉伯之春”“黄马甲运动”“黑人的命也是命”等社会骚乱此起彼伏，民粹主义大行其道，民众愤怒不断积聚，各国社会“大动荡”愈演愈烈。
*后，左右矛盾折射发展方向困惑。当今世界，各国内部利益板块重组、诉求日益多元、传统政治共识瓦解、社会思潮日趋混乱。选择市场还是政府、效率还是公平、独享还是互利、融合还是分离等系列问题成为不同利益群体争论焦点。关乎国家发展道路的指导思想出现混乱和真空，推动民粹主义思潮和运动向左右两个极端挺进，“左”和“右”的交锋趋于白热化。全球各国对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国家治理模式、全球治理模式充满了期待与渴求。全球范围内，一场关于国家治理模式的“大争论”渐次展开。
变局下，中美关系已然生变，中美战略博弈成为决定世界百年变局走向的核心动力。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对华接触让位于遏制打压，两国的战略竞争盖过战略合作，经贸摩擦、地缘博弈、涉台港疆藏斗争、意识形态对立成为常态，“新冷战”之声不绝于耳，“脱钩”之势加速演进。美国对华战略也发生根本性转变，即美国已经十分明确地将中国定位为主要战略对手，并动用“全政府”力量和手段对华遏制。这种战略转变源于美国战略界面对中国崛起时心态的转变，更深层原因在于对中国崛起的“四个担心”：担心一个14亿人口大国的崛起以及全面脱贫之后更大规模的消费群体的崛起，对美国和西方带来资源能源等经济上的挑战；担心一个世界仅存的同时对自身制度高度自信的社会主义大国的崛起，对美国和西方带来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发展模式等政治上的挑战；担心一个尚未完全解决主权和领土问题，同时军事现代化迅速发展、维权意志更加坚定的大国的崛起，对美国带来军事安全上的挑战；担心一个道义感召力和国际影响力日益提升、“一带一路”建设行稳致远的大国的崛起，给美国和西方带来国际战略上的挑战。
从上述“四个担心”不难看出：中美战略博弈既有一定偶然性，更是中国崛起进入新阶段的必然趋势。这意味着，对美斗争已成为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必须迈过的一道坎，成为“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中美对抗不会演变成冷战式的两极对立或阵营对垒。一则因为中美利益交融格局深厚，彼此都无法承受长期对立的代价；二则因为美国同盟体系和西方世界已今非昔比，欧美对华政策不尽同步，西方裂痕因疫情继续扩大，中欧关系处于历史*好时期；三则因为中俄关系总体坚固，美拉俄打中的愿望难以成真；四则因为日、印总体上仍希望左右逢源，两头得利。从这个意义上讲，中美不会走向“新冷战”，也难以成为“两极”。
在中美博弈的带动下，大国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开始变得愈演愈烈。自现代国际体系建立和全球化铺展以来，全球地缘战略中心在欧亚大陆、大西洋、太平洋地带轮转。二战结束以致冷战终结后一个时期，大西洋地区占据中心位置，美欧携经济、军事、政治优势，高呼“历史终结”，大举“北约东扩”，呼风唤雨，主导国际秩序。但自21世纪始，尤其是伊拉克战争之后，美欧关系日显疏离，“大西洋越变越宽”，中国崛起则拉开了世界权势东移的序幕，由此带动东北亚复兴、东南亚振兴、印度崛起，亚太成为世界经济*活跃的地区。而朝鲜半岛、东海、南海、台海地区安全形势起伏不定，则使亚太地区同时成为全球潜在军事冲突的高危区。从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到特朗普的“印太战略”，战略重心东移成为美国两党的共识和基本国策。受此驱动，俄罗斯“南下”，印度“东向”，澳大利亚“北上”，日本“西进”，连欧洲也远道而来，宽阔的太平洋不仅骤然变得拥挤，而且从此更不太平，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分量远非其他地区可比，已经成为全球政治经济博弈的中心地带和大国竞争的主要舞台。
特朗普掀起的反全球化逆流加剧了贸易保护主义的回潮和大国之间的地缘经济竞争。地理大发现拉开了从区域化到全球化的序幕，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则加速了全球化的进程，资产阶级革命以资本和市场的力量摧枯拉朽、打破国界，使全球连成利益攸关的经济体。冷战结束后，信息化时代的来临则真正使全球实现互联互通、人员大流动、经贸大联通，“地球村”概念应运而生。但随着全球化的纵深发展，一系列新问题、新矛盾、新挑战相伴而生也是不争的事实，这是全球化的另一方面。“特朗普现象”的出现，正是美国过去近20年未能展开因应全球化和多极化的国家战略转型的结果。而特朗普执政后所采取的措施，不是顺应全球化的方向进行内外战略调整，而是以逆全球化的思维做反全球化的动作，诸如贸易保护主义、“中美脱钩论”、“产业回流论”等。其结果，不仅未能根本改变美国的深层结构性问题，反而导致新的国际紧张。
“西方之乱”和“中国之治”的鲜明对比刺激了西方的敏感神经，加剧了大国之间的制度模式竞争。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的一个*突出变化，是中国的崛起及其背后所体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日益成熟和自信；相应的，是西方的式微及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丛生及其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制度的破损。“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的鲜明对比让中西制度影响力的温差开始凸显，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意识形态和两种制度之争嬗变为当前中美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较量。美国对华战略的根本性转变，不止为因应中国崛起带来的权力转移，更意在遏制中国发展模式对西式自由民主的巨大冲击。蓬佩奥、纳瓦罗、班农等美国反华人士念兹在兹、耿耿于怀的，也正是中国制度对美国制度的深刻挑战。也正是基于此，美国将5G、孔子学院、留学生、自贸区等问题都打上了鲜明的“意识形态”烙印，对中国发展实施全方位遏制，以价值观划线施压西方国家“选边站”。无论愿意与否，主动或被动，中美大国竞争已经外溢到其他国家、多个领域，大国竞争时代已然到来。 新冠肺炎疫情加速百年变局 百年不遇的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加速器和催化剂，其影响的深度、广度和烈度空前。放眼疫情下的世界各国，可谓“哀鸿一片”——锁国闭关、经济停摆、股市跌宕、油价惨跌、交流中断、恶言相向、谣言满天，其冲击力和影响力不啻一场世界大战。
疫情突发使世界经济雪上加霜，全球经济大幅衰退，距离大萧条仅有一步之遥。“世界工厂”中国，*具经济活力的东亚，全球金融、科技、航空、娱乐中心美欧，均遭重创，亚非拉各大板块莫不伤筋动骨。世界经济衰退远超2008年金融危机，已是国际共识。疫情期间大国合作被竞争对抗所取代，促进经济发展*宝贵的信心大受冲击，全球供应链、产业链、需求链重新整合遥遥无期，全球化进程能否继续推进面临严峻挑战。
新冠肺炎疫情突发及蔓延，凸显了非传统安全在全球安全中的重要性，同时也在以特别的方式警醒世人：在大自然面前，人类是渺小的；在共同的威胁面前，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同处于地球村中，人类是命运休戚与共的共同体。疫情本应倒逼人们重新思考非传统安全的重要性，重新思考全球治理的重要性，但结果却背道而驰。
面对疫情，中国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集中领导、统一指挥、协调行动、央地一体、相互帮扶、以人为本、科学管控，迅速控制住疫情，率先复工复产，取得了疫情防控的重大战略成果，进一步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优势。疫情使拥有全产业链优势的中国成为全球抗击疫情的“战时兵工厂”，无论是疫苗研发，还是一批批口罩和呼吸机加速生产并对全球投放，无不彰显了中国的工业基础优势，稳定的生产和抗疫成绩让其他国家看到“中国制造”的重要性和稳定性。疫情也展示了进入数字时代的中国所具备的强大科技力量，包括大数据、健康码、快递、疫情查询系统、追踪数据链、电子支付系统、网格化管理等，无不让西方再次对中国科技的领先优势感到震撼。
新冠肺炎疫情也把美国的混乱与衰落进一步暴露于世人面前。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在疫情期间不仅未担起应有的全球治理责任，反而自私自保，又因政策失误成为全球疫情重灾区，感染和死亡人数居全球之冠，其惨象超过“9·11”事件，死亡人数超过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等5场战争之和，软硬实力同时受挫，国际影响力大幅下滑。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美国不是以疫情的全球泛滥为镜鉴进而强化领导责任加大全球治理，反而将其视为全球化之错加速反全球化政策的推进；美国不是寻求国际合作解决医用物资短缺等问题，而是狭隘地认定相关产业“在地化”“区域化”才是正途，大力推动产业回流；不是痛定思痛加强国际组织的能力，反而落井下石从世界卫生组织撤资，诋毁世界贸易组织的功效和贡献，令全球治理陷入空前困境。在双边层面，新冠肺炎疫情本应成为中美关系的缓冲器、减压阀或黏合剂，但阴差阳错，反倒成为加剧中美博弈的变压器、加速器或催化剂。为赢得连任，特朗普政府急于对华“甩锅”，转嫁矛盾，极端势力迫不及待上下其手，抹黑打压中国。疫情、选情叠加下，在中美关系不断恶化的同时，美国经济衰退、种族骚乱、社会动荡的恶性循环也在不断加速。特朗普打“反华牌”等一系列倒行逆施的做法没有起到效果，黯然败选；而高举科学抗疫旗帜的拜登*终入主白宫。然而，此次选举带来的美国政治社会全方位撕裂对立，将在未来四年持续地影响美国的战略与政策议程。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通过卓有成效的抗疫举措，中日韩从全球*先受疫情冲击的地区，变成全球抗击疫情的标杆地区，凸显出东亚文化、价值观、集体主义精神、社会治理模式的独特性和比较优势，使大变局下亚洲文明复兴的色彩更趋强烈，随着中国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又迈出关键一步，“西方不亮东方亮”的景象更加凸显。而自诩为进入“后现代”的欧洲，在此次抗击疫情中暴露出明显的短板缺陷，“西方的缺失”成为欧洲各国共同面临的问题。俄罗斯经济、社会也遭受巨大冲击，印度崛起势头受挫，大国格局面临新一轮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