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的生成与本体化——论古代中国的本体思想

前　言 这是一部关于古代中国本体思想的研究文集。书中的“本体”一词，不是来自中国传统，既不是“本末”的“本”、“体用”的“体”，也不是“本体与工夫”的“本体”，而是来自西方哲学，已为中国学界接受，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本体论”（ontology）的那个“本体”，就是指称凡物之所以然的那个概念。“生成”一词，系化约《老子》五十一章“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器）成之”而来，因为是矛盾的发展（有无之变）过程，所以在西方哲学里，黑格尔的“变”的思想略可方之。 那为什么要以“道的生成和本体化”作为研究对象呢？这是由老子的道的学术争论引起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读研究生时，曾打算写老子作为学位论文。所以阅读了这方面的一些学术论著。 发现关于老子的道，学术界争论得很激烈：许多人认为道是唯物的，还有更多人认为道是唯心的；有人认为道是万物本原，也有人认为道是事物的本体或曰规律。若往前追溯，这样的争论大概持续了50年以上。当时我很纳闷，好端端的一个道，为什么会弄得这样分裂呢？ 1989年，我参加了在临淄召开的“第二届《管子》与齐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交了一篇发言稿，题目叫《齐国道论纲要》。 在这篇文稿中，我想表达这样的意思：代表齐学的《管子》一书并 非如有人认为的那样，是多家思想的杂烩，它有自己的内在逻辑，那就是由道而德，形成“道德”学说，我当时把它叫作治气养心的内学；由道而理，形成“道理”学说，我叫作为政理国的外学。两者以道为核心，形成系统，可以看作是整部《管子》的内在脊梁，是齐国当时的内圣外王之学。我承认《管子》书中有这样一个系统，但同时又提出一个问题：“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德理统一的体系当然存在不少无法克服的矛盾，例如，本原的道何以与法则的道合而为一？我今天仍然相信这个问题提得有理论意义。我当时的想法是：德对应着本原的道，理对应着法则的道，两者结合为一个整体。现在看来，这种叙述显然过于简单了。当时我把这个整体作为历史定案。那为什么还要说两者有矛盾，还要问两者“何以”“合而为一呢”？其中有什么理论的意义呢？可惜，我的这一点小小的灵光乍现，马上又被自己的论断熄灭了。紧随其后，我宣称：“我想这是无须深究的。齐国君臣要建立一个体系，把内学（德）与外学（理）联络起来，这是当时齐国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下的必然结果，他们选择了‘道’作为核心范畴，也受到了当时认识水平的限制，不存在什么神秘的原因，今人不必硬要为它寻找一个更为精致的哲学内因。如果非要说德理结合有什么必然联系不可，那么这种必然联系也只好说是田齐君臣的实用目的。看起来似乎不够雅致，可事实就是如此。”为什么要用“田齐君臣的实用目的”把刚刚提出的一个理论问题终结掉了呢？可能的情况大概是这样，对于道之有本原和法则这样两种属性在理论上是否圆融，我是心存疑问的，可是自己又无法提供理论的说明，而写文章嘛，总要给问题一个交代，不得已，就用历史作结。可见当时是怎样的幼稚可笑了。假如由此就放弃了对这个问题的思考，那对我来说后果真的就是十分的严重了。好在我并没有放弃。 2004年，我发表了一篇文章《试论道法两家历史观的异同》。 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出，道家和法家历史观的异同与他们各自的道论的异同是一致的。文中提到：“道的本原论和普遍论是有矛盾之处的，为什么还会在同一思想体系中并存？这个问题我已思考过若干年，至今没有在理论上找到更稳妥的解释。”这句话后面我加了一个注释：“我曾在探讨《管子》道论时提出这样的问题，‘本原的道何以与法则的道合而为一？’所谓‘法则的’，相当于本文中‘普遍性的’”。这说明，15年后，我依然惦记着这个问题。但此时我还是未能从理论上给予解决。我的回答是这样的：“我的看法是，这是由思想家现实目的的多元化决定的。本原性的道，可为不同于普通大众的生存或行为方式提供理论支持，有一定神秘性，除了倒退论的历史观，养生、成仙、驭臣所遵循的道术，都可从中得到启迪，这在《老子》《庄子》《韩非子》书中不难找到证据。而普遍性的道，只能为纯粹历史理性和现实的生存或行为方式提供理论支持，就历史观而言，不管态度如何，《庄子》《韩非子》都承认历史进步，这与它们都承认道的普遍性是吻合的”。这种从实用目的的意义上来解答，与15年前《齐国道论纲要》的说法几乎相同。只不过，这次把目的做了一点结构的分析，如本原的道与目的的神秘性有关，普遍性的道则与目的的现实性有关，似乎是朝着理论的方向移动了一点。 2012年，我在《南京大学学报》的“思想史研究”专栏发表了《道的生成属性及其本体化发展——先秦道论初探》一文，试图从理论上来回答这个问题。发这篇文章时距离*初思考这个问题，已经过去24年了。此后，我又连续五年在《南京大学学报》“思想史研究”专栏发表了五篇论文，在另外几个点上继续探讨古代中国的本体思想。 本书把这六篇算作一组，取名“本体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