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振振讲词

敦煌曲子词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甘肃敦煌莫高窟石室中发现了大批古代写本书卷，其中杂抄着相当数量的曲子词。其写作时代，大约在八世纪至十世纪之间，亦即唐、五代时期。除极少数可考知作者姓名的文人创作主外，绝大多数是无主名的民间作品。原件大部分于光绪三十三至三十四年（1907—1908）被英国斯坦因（原籍匈牙利）、法国伯希和劫取，今藏伦敦、巴黎。近人王重民编有《敦煌曲子词集》。 定风波 攻书学剑能几何，争如沙塞骋偻??？手执绿沉枪似铁，明月，龙泉三尺斩新磨。 堪羡昔时军伍，谩夸儒士德能康。四塞忽闻狼烟起，问儒士，谁人敢去定风波？ 征服偻??未足多，儒士偻??转更加。三策张良非恶弱，谋略，汉兴楚灭本由他。 项羽翘据无路，酒后难消一曲歌。霸王虞姬皆自刎，当本，便知儒士定风波。 【注释】 攻书学剑：汉代司马相如“少时好读书，学击剑”，见《史记》本传。后遂以“书剑”为士子的特征。 争：怎。骋：逞。偻??：聪明伶俐、机灵能干。 绿沉枪：古代名枪。唐殷文圭《赠战将》诗：“绿沉枪利雪峰尖。”绿沉，深绿色。 龙泉：相传春秋时名匠欧冶子、干将作铁剑三枚，其一曰“龙渊”。见《越绝书》。后用为宝剑的泛称。唐时避高祖李渊讳，改称“龙泉”。斩新：崭新。 康：大。当时西北方音读作“科”。从任半塘先生说。 狼烟：即烽火。古烽火用狼粪为燃料，取其烟直而聚。 征服：原抄件作“征復”。窃以为当是“征夫”的音讹，不当改“征服”。功：任说当时西北方音读作“锅”。窃疑“未是功”是“未足多”（义即“不值得称赞”）之讹。“多”字的俗写与“功”字形近易混淆。《战国策·赵策二》载赵武灵王曰：“而循礼未足多也。” 转更加：转，反而。加，超过、在上。 三策：原抄件作“三尺”，任校改“三策”。按《礼记·玉藻》载古代士人束腰丝带长三尺。唐王勃《滕王阁序》：“三尺微命，一介书生。”“三尺”正与张良的儒士身份相符，可通，不必改。说见蒋礼鸿先生《〈敦煌曲子词集〉校议》。非恶弱：不差、不弱。 翘据：原抄件即如此。不辞，待考。 一曲歌：《史记·项羽本纪》载项羽被汉军围困在垓下，饮酒于帐中，对爱姬虞美人、骏马乌骓慷慨悲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史记》《汉书》均无关于虞姬自刎的记载，其事当出自后世传说。 当本：原本。 这两首词的原抄件今藏巴黎。由于抄写者的文化水平不高，因此错讹甚多，几乎不可卒读。此处所录，是任半塘先生校理过的文字（见任著《敦煌歌辞总编》卷三）。 从文义来看，它们应是两个人的对唱。当我们司空见惯了文人词中占百分之九十九的独唱歌曲，再回过头来读一读这两首词，不禁会产生耳目一新的感觉：原来，民间词里还有这样一种生动活泼的艺术表现形式！ 揣想当年演出时的情景，很可能是这样的：甲乙两人分别扮作文武二士，粉墨登场。“武士”斜眸白了“文士”一眼，露出鄙夷而不屑一顾的神态，挑衅地唱出了**支曲子。他的唱词可真够尖刻的，一开头就把文士们所致力从事的学业贬了个一钱不值——“你们这些儒生，读几卷诗书，学两下剑术，能有什么大出息？”贬低他人，自然是为了抬高自己，故顺势带出第二句——“哪儿比得上俺们这些在边塞沙场上大显身手的武士啊！”接下去三句，进一步炫耀自己的勇武：“瞧，俺们武士手里握着铁一般坚实的长枪，宝剑磨得簇崭新，寒光闪闪，好似天上的明月，那才叫威风哩！”十六个字只写两件兵器，不着一语去描画人的形象，但武器精良如此，人物的剽悍更不待言了。这便是侧笔的妙用，比正面写人要来得精彩。上阕得意洋洋，风头出足，相形之下，“文士”已显得寒酸、猥琐，黯淡无光；但“武士”似乎还觉得不够尽兴，下阕又加倍跌宕，换头处再次折回去用直笔贬抑儒生：“往昔立下战功的军人们才值得羡慕，别瞎吹什么儒士的德行和能耐了。”末三句更变本加厉，改用诘问的口吻：“听说眼下四方边塞都燃起了烽火，请问你们这班儒生，哪位有勇气去平息战乱？！”这一“军”“将”得极狠，盖上文云云，还不过是说文学不如武艺，本领高低，前途大小，见仁见智，无关宏旨，“文士”尽可笑而不答，以示自己的雅量；而一旦问题牵涉到敢不敢挺身而出，为国家戡乱，则事关儒士的人格和荣誉，非同小可，容不得装聋作哑了，势必予以回答。然而，这问题又实在不好回答。倘若硬充好汉，投笔从戎，以书生文弱之躯去冲锋陷阵，即无异于羊入虎口；如果自认怯懦，作龟缩之状，那么从此再也别想抬头见人——真是进有所不能，退有所不甘，进退两难。在观众看来，“文士”已被逼到了墙角，无路可遁了。演出至此已进入高潮，人们当饶有兴致地等着看那“文士”如何下台。这时，只见他不慌不忙，脱口唱出第二支曲子来。 “你们武士那点本事算不了什么，俺们儒士的能耐更在你们之上呢！”——反唇相讥，“文士”一甩手，也抛出两句大话。何以见得？自有历史为证：君不见汉高祖手下的头号谋士张良乎？那张良体弱多病，从不曾率军作战，但他“运筹策帷帐中，决胜千里外”（《史记·留侯世家》），楚汉相争，楚强汉弱，而终究汉兴楚灭，可全亏了张良的谋略！“文士”拉出这面大旗只轻轻一晃，便化解了“武士”其来势也汹汹的进攻招数。脚跟既已站稳，下阕就势反击：楚霸王项羽“力拔山兮气盖世”（《史记·项羽本纪》载霸王《垓下歌》），武功不可谓不高吧？然而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在张良的谋略面前，他还不是四面楚歌、走投无路，落了个乌江自刎的下场？——弦外之音是：你们武士谁还狠得过楚霸王？什么绿沉枪、龙泉剑、“沙塞骋偻??”之类的话头快快收起，休要再提了，匹夫之勇，何足道哉！一段为人们所熟知的历史，正面的启示，反面的教训，都已说尽，*后便自然而然地遥应前篇，以直截回答“武士”的诘问作收：以古例今，从来就是儒士平息战乱！俺们书生*“善于”定风波，岂止“敢去”而已？那“文士”成竹在胸，辩口捷给，眼见得这场“舌战”是他赢了。如若曲子词也援杂剧之例，须用小字注出演员临场时规定的表情和动作的话，此处必定是以“‘武士’垂头语塞科”而告结束。 从这两首词的创作倾向来看，作者当是下层社会的一位士子。创作动机也很明显，大抵当时的社会风气重武轻文，词人的自尊心受到了刺激和伤害，因而借歌伶之口一吐愤愤不平之气，到娱乐场上去谋取精神胜利。关于它们的写作年代，任半塘先生《敦煌曲初探》推断为唐玄宗开元、天宝之间（713—755），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但看其中充满着为国靖边戡乱以建功立业的自信心，格调豪健爽朗，确实是有些“盛唐气象”的。 平心而论，安邦定国自须文武并重，相辅相成，二士持论都不免失之于偏颇；然而“武士”既自负沙场野战之劳在先，“文士”又何妨转而标榜一下帷幄运筹的重要，以“过正”来“矫枉”呢？词中喜剧式的争执气氛，活脱脱表现出“文”“武”二士好强斗胜的个性，质朴可爱，并从一个特定的侧面反映了我们民族那种奋发向上的进取精神。 尽管这两首词的笔触还显得稚拙，但它们的艺术构思却是很精巧的。玉蕴璞中，连城之价并不因表面的粗糙而遂掩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