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乡土小说六家论

一 六个作家，六种生命形态，六种音调与色彩各具特色的乡村故事，六种富有个性的乡土言说方式。同中有异，异中有同。集中起来考察，足以显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种独特景观，也足以让我们感到这六道投向乡土中国的目光是何等的炽热、深情而又个性纷呈。其间蕴含的作家情怀也足以印证与他们同时代的著名诗人艾青的赤诚诗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1 在乡土文学研究领域持续耕耘卓有成效的丁帆先生说的好：“看乡土社会的沉浮，就能够测出中国社会的温度，而百年来许许多多描摹这块土地上人和事的作家，究竟能够在思想和艺术上将它写得有多深刻，如何能够将此上升到哲学批判的高度，应该是从事这个领域研究的学者们打开这扇重门的钥匙。关注乡土就是关注中国……”2 确实如此。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的20世纪中国，其间乡土社会所经历的翻天覆地而又惊心动魄的震撼和变化无论如何估价和评说都不过分。与此同时，从现代文学奠基人鲁迅那里开始，20世纪中国文学投向乡土中国的目光就一直未曾停歇，而且在许多时候汇成风潮，蔚为大观。其间的大家和名家、杰作和名著，也是此起彼伏、不胜枚举。当然，在现实乡村大地上如何演绎波澜壮阔的社会巨变是一回事，具有不同家庭和教育背景、不同阅历和心性的作家如何去经历与感受这一切，又怎样在多种力量和因素的作用下创造出描绘与表现这些历史巨变和人心震撼的文学文本，显然又是另一回事。文学与现实、诗与真本来就是分属于两个世界的事物。 那么，影响这六个作家关注和表达他们眼里乡土中国的具体因素和力量又有哪些呢？他们在文本内外的求索和实践给今天的人们留下了怎样有益的启示和借鉴呢？ 二 必须承认，选择这六个作家并没有特别冠冕堂皇的理由。简单地说，这六个作家都是乡村出生，其后都深深卷入了20世纪中国不同时期的革命或建设运动中，之后又因自己的文学创作成为公众人物，并且留下的成名作或影响*大的文学作品都是表现乡村题材、刻画乡土社会众生相的。当然，在选择取样时，有意识地注意了一下作家的地域分布（目前的格局是陕西两人，河北、江苏、湖南和四川各一人），也注意了他们作品发表和产生重要影响的不同时代。还有一点，他们的创作活动分别终止于1970年代后期（周立波）、1980年代末期（周克芹）及1990年代前期（路遥、高晓声、孙犁），其生命轨迹和艺术探索轨迹都相对完整地保存在“20世纪中国”这一大时空之内（孙犁在1990年代中期以后彻底停止了创作活动），对于他们进入新世纪的创作情况我们可以暂时存而不论。 至于是用“乡村小说”还是“乡土小说”来称呼这六个作家的代表性作品，确实存在一定的困扰。因为所论作家的主要创作年代分属“1950—1970年代”和“新时期”，而这两个时期关于文学题材的认知，已发生十分重要的变迁。简言之，在前一个时期，不同的文学题材之间被区分出不同的“等级意义”3，受20世纪中国革命历史特点及时代意识形态的影响，“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创作，无论是作家人数，还是作品数量，在小说创作中都居首位”4。周立波、孙犁、柳青，都是其间的佼佼者。但毫无疑问，将他们的作品与鲁迅、沈从文等人的现代乡土小说加以比较，无论是在叙事动力、创作主旨还是在表现风格上，都存在着本质性的差异。而到了通常意义上所说的“新时期”，人们对于文学的认知和命名，“题材”的意义有所淡化，文学“主题”、思潮或意图得到了强化，出现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诸多表述方式。我们要讨论的另外三个作家——高晓声、周克芹、路遥，则会在有关这些文学思潮的讨论中受到关注。他们对于乡村人物和乡土社会的关注和描写方式，带上了新时期的诸多烙印，与上述前辈作家之间，当然也存在着显著的不同。因此，鉴于所涉及的作家之间存在着种种细微的区别，本书在使用“乡土小说”“乡村小说”这些概念时，基本上仍然是一种题材上的大致区分和命名，而并不附带更多的内涵或风格上的要求和界定。从这个层面上说，它们在很多时候是可以相互替换的5。 把六个作家同时置放到一定视域中来加以考察，与分别考察单个作家，显然带来不同的效应。当一一梳理他们的生命轨迹，尤其是细细打量他们在乡村小说领域里留下的浓墨重彩时，一些牵涉到当代中国文学深层次的问题会不断得到呈现。概括地说，作家的乡村经验、对于时代任务的参与，以及对于作品美学品格的追求，成为影响着他们每一个人艺术成就的宏观性大问题，也制约着他们每一个人用小说方式观照20世纪乡土中国、实践“人民文艺”时所留下的深深浅浅的生命轨迹和艺术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