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传

　　**章 春水初生 北京往事 一 1917年7月17的北京，阳光和着树叶摇曳，蝉虫窥视着人们的希望。在杨家大院里，杨荫杭正踱着步子，不时张望妻子生产的屋子，他在等待他的第四个孩子的出生。此时他已有了三个女儿寿康、同康和闰康不知道这第四个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长什么样？ 经过漫长的等待，随着一声响亮的啼哭声，他终于迫不及待地来到产房门口。产婆抱过来一个襁褓，一个粉嫩的女婴出现在杨荫杭眼前。1911年的中国，男尊女卑的思想还笼罩在人们头上，每个家庭都想生个儿子。杨荫杭却很开明，对女儿也分外宠爱。他捧着这个小小的人儿，欢喜不已，给她取名杨季康。后来，这个女孩被叫作杨绛。 杨荫杭是开明且威严的父亲。他是中国近代颇有名望的进步学者，无锡人，祖辈在杭州做官。诗书传家，他得以早早接受教育，考入北洋大学堂。青年时代的杨荫杭，可以看作充满革命精神与斗争精神的年轻人的代表。在北洋大学堂上学时，有部分学生为了伙食闹风潮。掌权的“洋人”出来镇压，说闹风潮的一律开除。一个带头闹事的广东人就被开除了。杨荫杭并没有参与风潮，但看其他人缩头缩脑的样子，很是恼火，挺身而出道：“还有我！”于是他也被开除了。好在他被北洋大学堂开除后，转而就考上了南洋公学，那年他十九岁。很久以后，在提到北洋大学堂时，杨荫杭还会嬉皮笑脸叉腰道：“我是老北洋。”对于被开除这件事，杨荫杭倒是豁达。 但对于学业，他未曾有过稍微放松。在南洋公学就读时，因为成绩优异，杨荫杭被派到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并与在日留学生一道创办了《译书汇编》，译载如《民约论》《自由原论》等欧美政法名著。这是留学生自办的**个杂志。此时的杨荫杭受西方民主自由思想影响，希望通过革命改变中国。有次杨荫杭暑假回乡，在中学公开鼓吹革命，还拒绝对祠堂里的祖先磕头，被同乡愤然骂道：“此人该枪毙。”很快，他因“革命邪说”被清廷通缉，于是家人筹了笔款子让他再度出国。他来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法学。1910年学成回国后，他除在北京一所法政学校授课外，还兼任了肃亲王善耆的法律教师。 同那个时代大多数人一样，杨荫杭很早便在父母安排下订婚了，娶了唐家的女儿。幸运的是，他的夫人唐须嫈与他相互欣赏，可谓佳偶天成。唐须嫈同样出生于无锡，曾在著名的上海务本女中读书，沉静内敛，温婉稳重；婚后专注于相夫教子，一生共养育了八个子女。在杨荫杭留学归国前，她一人照料三个女儿的生活，从未有抱怨之语，将大小家庭都打理得很好。杨绛回忆：“母亲每晚都要记账，有时记不起明细，会苦恼，父亲就夺过账本，一笔写上‘糊涂账’，免她劳神。但据父亲说，母亲虽记不得小账，每月按时寄回无锡老家的家用，一辈子从未错过一天。” 我们经常从鲁迅、张爱玲等优秀作家的回忆录里，发现他们的母亲热爱阅读的痕迹。大概作家文学素质的养成，非常仰赖他们的母亲做出的榜样。唐须嫈是否有文学上的天赋，旁人无从知晓，但从杨绛后来的描述中，可以看得出她是一位颇具文字敏感度及见识的女性。她喜欢辞章小说，做针线的藤筐里常常摆着《缀白裘》一类剧本和一些旧体小说。有次她读绿漪作的《绿天》，便说：“这人也学着苏梅的调儿。”杨绛觉得很佩服，因为绿漪正是苏梅的一个化名。唐须嫈常常和杨绛交流一些对作家的看法，杨绛对她的观点非常认同。 杨氏夫妻甚是和睦。后来有人称赞杨绛待钱锺书好，杨绛却说，她们姐妹几个对待丈夫都很好，但没有母亲待父亲好。杨氏夫妻有很多话可以谈。在《回忆我的父亲》中，杨绛写道：“他们谈的话真多，过去的，当前的，有关自己的，有关亲戚朋友的，可笑的，可恨的，可气的……他们有时嘲笑，有时感慨，有时自我检讨，有时总结经验。两人一生中长河一般的对话，听起来好像阅读拉布吕耶尔的《人性与世态》。”有时杨荫杭会对妻子说“我今天放了一个‘屁’”或“一个大臭屁”或“恶毒毒的大臭屁”，唐须嫈就会等上一两天，从《申报》或者《时报》上剪下这个“屁”—大多是时评。她把剪下来的“屁”粘贴成长条，卷成一大卷，放进杨荫杭的红木大笔筒里。 辛亥革命爆发后，杨荫杭决定南下加入革命一派，杨家便在季康出生一百多天后从北京移居上海。有趣的是，清廷王室成员肃亲王善耆向来看重杨荫杭，听闻杨荫杭南下，专程去送他，对他说：“祝你们成功。”向来开明求变革的亲王说这番话时的情绪，实在是很耐人寻味的。 杨荫杭是难得的法律人才，被政府委以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兼司法筹备处处长的重任。他有傲骨，刚正不阿。有个有权势的军阀到上海，当地绅士联名登报表达欢迎之意，未经杨荫杭同意便将他的名字写了上去。杨荫杭知晓后，特意登报声称自己对该人并不欢迎。这一举动被人们嘲笑不识时务。他不以为意，称“名与器不可以假人”。 后来因官员不得在本省任职的规定，杨荫杭调任浙江省高等审判厅厅长，驻杭州。在任期间，有个被省长和督军庇护的恶霸，杀人抢掠无恶不作，被告后意图贿赂杨荫杭逃避刑罚。虽在省长和督军管辖之下，杨荫杭仍然秉着“省长和督军不得干预司法”的司法独立精神，坚持“杀人偿命，不能宽宥”，于是被省长屈映光告状至总统袁世凯处。幸而袁世凯秘书张一麐是杨荫杭故友，经张一麐力保，袁世凯批了“此是好人”四个大字，在1915年把杨荫杭调至北京了事。 二 杨绛四岁时，与父母亲一同回京。起先他们租住在一户满族人家。女房主梳旗头，着旗袍，穿花盆底鞋。花盆底的鞋子与上海女子的高跟鞋大不相同，高底在中。女子穿上这种鞋，身高陡增，走起路来摇摇晃晃，有杨柳之姿。杨荫杭问四女儿长大后要不要穿这种鞋，她很认真地考虑之后，答道：“要！” 杨绛天生柔美剔透，个子不算高，在杨家八个子女中，*得父亲喜欢。杨荫杭喜爱猫，曾以“猫以矮脚短身者为良”表达对四女的偏爱。原因他人无从知晓，或因她从小聪慧伶俐，或因她出生于父亲归国踌躇满志之时。此时大姐、二姐在上海读书，三姐留在无锡，杨绛便成了父母身边唯一的孩子。杨荫杭是颇有些严厉的人，在女儿面前，却总保持克制与柔和。他有在书房午睡的习惯，喜欢安静不被打扰。有次偶然醒来，杨荫杭发现杨绛像小猫似的坐在他的身旁，连添炭火都轻手轻脚，不发出一丝声音。于是他充满爱怜地道：“我也喜欢有人陪的，只是不要出声。”之后他允她陪在身边。 垂髫之年，杨绛入辟才胡同女师大附属小学就读，她的童年记忆也从这里开始。女师附小旁边便是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杨绛的三姑母杨荫榆在此任监事。杨荫榆是近代中国首位高校女校长，推崇欧美教育理念。她因专制粗暴，反对进步学生参加政治活动，还曾被鲁迅先生在《记念刘和珍君》等文章中点名批评。她曾非常疼爱杨绛，但因她后来脾性古怪等原因，杨绛*终不再跟姑母亲近。在《回忆我的姑母》中，杨绛提到，女高师的学生会带她到大学部玩耍，陪她打秋千，让她在学校的恳亲会上演戏，让她扮花神，甚至在学校的运动会上，也有学生拉着她一起跳绳。“我现在回想，演戏借我做‘花神’，运动会叫我和大学生一同表演，等等，准是看三姑母的面子。那时候她在校内有威信，学生也喜欢她。我决不信小学生里只我一个配做‘花神’，只我一个灵活，会钻在大学生身边围绕着跳绳。” 在北京，杨绛享受了平和欢乐的童年，而当时的父亲却正在经历事业上巨大的颠簸。1917年5月，在调查津浦铁路管理局租车购车舞弊案时，因怀疑交通总长许世英贪污，杨荫杭传讯了对方。杨荫杭不过是检察长，总长却是等同于当下部长的职位。此事引起震动，杨荫杭被停职审查。期盼司法公正无望的杨荫杭由此对北洋政府的政治环境感到失望，几乎就在同时，上海传来二女儿同康染伤寒住院的消息。如今看来微不足道的伤寒，在那个时候足以取人性命。唐须嫈只身南下，奔波千里，辗转于舟车之间，赶到女儿病床前。女儿只是拉着她的手绝望地哭，哭得唐须嫈肝肠寸断。不久之后，二女儿便去世了。 政治失意及失去女儿的痛，让杨荫杭彻底舍弃了留京任职的意愿。1919年，他辞去了北京的职务。杨荫杭辞职后，家人随他南下。杨绛的北京记忆随之暂时终结。 仓促的南下，在杨绛看来是那样的不合情理。匆忙收拾行李赶车的过程中，她没有时间好好整理落在四处的小玩意儿，也没有时间再看看北京，再与好朋友聚一聚、叙叙话；她也没有时间回到学校去，与同学们正式道个别。在后来提及此事时，杨绛总觉得“怅然”。离家路上，她碰到了一个同学。尽管平时与这个同学关系并不要好，她还是想让那个同学帮忙捎句话回去，告诉同学们她走了。 杨绛刚尝到离别苦涩的内心，很快就被另一种情绪填满了。杨荫杭刚正不阿有原则，在北京受人尊敬，他的离开也令许多人不舍。他们争相去火车站送杨荫杭归乡。在《回忆我的父亲》中，她提到：“火车站上为我父亲送行的有一大堆人—不是一堆，是一大片人。谁也没有那么多人送行，我觉得自己的父亲与众不同，很有自豪感。”目睹此景的杨绛，已然对什么是尊敬、什么是人心所向有了*直观的认识。杨荫杭的骨气，也在杨绛心里播下了种子。 三 一家人乘车到天津，又从天津乘船南下。后来几十年过去，杨绛仍然记得他们乘的那艘船叫新铭号。对需要照顾几个孩子的杨氏夫妇来讲，整艘船又脏又挤又乱，杨荫杭甚至抱着三岁的老七被挤进海里，好在*终获救。然而对八岁的杨绛来说，南下途中任何所见之景都是那么新鲜有趣，父亲“夹带”上船的黄白色狮子猫，也给旅途增添了生趣。 杨家人初回江南的记忆并不美好。除了二姐因伤寒去世外，家里还有大姐、三姐、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共八口人。他们预先在无锡沙巷租下房子，免得老宅拥挤。新租的房子厨房外面有一座木桥，过了桥就可以到自己家的后门。这令杨绛感到很新奇，因为她不用出门便可以看到河上来往的船只。近水楼台先得月，杨家饱尝河鲜之美，杨荫杭尤其爱吃一道“炝虾”。所谓“炝虾”，就是将生鲜小虾洗净，蘸料生食。如今看来，这道菜的卫生程度着实堪忧。果然，没过多久，全家都病倒了。杨绛因不忍吃活蹦乱跳的小生命，反倒逃过一劫。经过治疗，大家都得以康复，唯独杨荫杭久治不愈。 杨荫杭经历了留学生涯的洗礼，非常迷信西医，不信中医，坚持不吃中药。当时无锡只有一个西医，是个外国人，每次替病人检查，都只取一点大便和血液，送到上海化验，等一周后，才送结果回来。经过两次化验，他都未能查出杨荫杭是什么病症。在等结果的日子里，杨荫杭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意识也开始模糊。唐须嫈当机立断，请了中医给丈夫号脉。大夫马上做出诊断，杨荫杭是得了伤寒。 有二女儿染伤寒去世的教训在先，面对杨荫杭的伤寒，全家人都不由得紧张起来。此时杨荫杭几乎病入膏肓，大夫束手无策，连药都不肯开。一个晚上，年幼的杨绛似乎意识到家里要有大事发生—房间内灯火通明，院子里人来人往，脚步匆匆；亲友纷纷来探望父亲，过后都默不作声，只得感叹一句“要紧人啊”！ “要紧人”在无锡话的意思是要养活全家的顶梁柱。此时杨荫杭的收入不仅要养活一家八口人，还要供给杨绛的姑姑和兄弟家的孩子，说他是家里的天也毫不为过。很多年后提及此事时，杨绛仍然心有余悸。万一父亲有个意外，她若能得亲朋好友照顾读几年书，还能勉强做个小学教员；若无人照看，她就要去工厂做女工了。 全家人一筹莫展，唐须嫈却不肯放弃丈夫。她央求丈夫的好友、名医华实甫先生，无论如何也给杨荫杭开个药方。华实甫着实不忍，就“死马当活马医”，开了一剂中药。为了让不信中医的丈夫吃下中药，唐须嫈挖空心思。她买来盛着西药的胶囊，把胶囊打开倒空，再把中药研磨成粉，倒入胶囊中，伪装成西药的样子喂丈夫服下。 坚持换来了奇迹。杨荫杭渐渐退烧，意识也慢慢清醒。对于恢复期的杨荫杭，唐须嫈的照顾也是无微不至。每次炖好浓稠的鸡汤，她都要一勺一勺撇净油沫，只将*营养*清爽的汤汁给丈夫喝。经过唐须嫈悉心照料，杨荫杭竟缓缓康复了。 全家将华实甫医生看作救命恩人，西医则认为杨荫杭自己身体好，在“转换期”战胜了病魔。但在杨绛看来，“无论中医西医，都归功于我母亲的护理。那年除夕，我父亲病骨支离，勉强能下床行走几步。他一手扶杖，一手按着我的头，慢慢儿走到家人团坐的饭桌边。椅里垫上一条厚被，父亲象征性地和我们同吃了年夜饭”。 人生在世，至亲至疏是夫妻。亲是夫妻，毫无保留，将*隐秘*脆弱的一面展现给对方看，互相取暖，互相扶持；疏是夫妻，隐瞒欺骗，自己的欲望所指皆是对方所怨，相互厌恶，相互憎恨。世间夫妻情深，*怕只能同甘不能共苦，也怕只能共苦不能同甘。平日恩爱有加的夫妻，不见得能抵得过琐碎的磨砺与大难的冲击。相守到白头的夫妻，平日里未必如胶似漆，但危机存亡的关头必然互不离弃。 杨荫杭与唐须嫈，晴好时喃喃耳语，你侬我侬；暴风骤雨时也能互为肩膀，为彼此遮风挡雨。杨氏夫妻不仅守护了自己的婚姻，也造就了能够守护婚姻与家庭的女儿们。杨绛自小将父母相处的点点滴滴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以后，她成了“*贤的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