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熄灭的火焰吉狄马加诗歌评传

序章 一 遥远的距离 波兰和中国因为相距十分遥远，许多世纪以来，两国之间的文学和知识内容的交流一直处于很低的水平，完全不能展现这些文化和艺术的真实的灵感。我们国家所得到的信息都是被歪曲了的，而且来到我们这里也总是昙花一现、瞬息即逝的，即便能够得到较多的信息，不管是从分析的角度，还是从语言学和直观的角度，都对它们作了另一种解释。波兰*伟大的诗人亚当·密茨凯维奇亚当·密茨凯维奇（1798—1855），波兰*伟大的爱国主义和浪漫主义诗人。译者注。的一部名为《未来的历史》的已经遗失了的著作，可以说就是这种没有深化的报道的表现，它的作者把中国人看成是欧洲的侵略者。这种灾祸论的观点作者首先是从俄国文化中借鉴来的，比赫伯特·乔治·韦尔斯赫伯特·乔治·韦尔斯（1866—1946），英国作家和社会学家。译者注。提出这样的观点要早得多，但这种观点的提出没有任何政治基础，因为中国这个时候在世界上并没有起很重要的作用。关于密茨凯维奇的这部著作的内容我们从安东尼·爱德华·奥迪涅茨安东尼·爱德华·奥迪涅茨（1804—1885），波兰浪漫主义诗人、回忆录作家，密茨凯维奇的好友。译者注。一本回忆录中，从密茨凯维奇的一些朋友和他的书信中，也从他对民族救世论时期的一些描写中都可以了解到。在这个时期，他一般都把波兰描绘成各民族的救世主耶稣基督的形象，面对东方（不管是俄罗斯、蒙古还是中国）的大规模的侵犯要拯救欧洲。这种幼稚的观点因为受到了这位波兰大诗人的一些朋友和学术评论家们的批评，使得他把很多这方面的文章手稿全都销毁了在十九世纪上半叶，也就是亚当·密茨凯维奇生活和创作的那个年代，波兰被俄罗斯、普鲁士和奥地利三国瓜分亡国，当时有许多波兰的爱国志士都流亡到了巴黎和法国其他一些地方，大家对如何恢复波兰的民族独立也有不同的看法，还形成了不同的派别。密茨凯维奇在1832年7月也来到了巴黎，这一年12月，他匿名出版了一部著作：《波兰民族和波兰朝圣之书》，就是针对这种情况写的。密茨凯维奇认为，波兰民族的朝圣说明它消除了内部分歧，能够团结一致，但要以基督精神改造国民，使国民在道德上自我完善，只有这样才能拯救波兰。诗人想以爱国主义和自由平等的思想以及基督教的博爱精神教育人民，以争取波兰的民族独立，也使全世界人民从封建专制主义的压迫下获得自由。但这只是一种幻想，虽然他得到了波兰流亡者中宗教人士的赞赏，说“作者以福音书的形式表现了这个宗教和爱国主义的思想。波兰为自由而死去，拯救了欧洲的民族，就像基督为自由而死去，拯救了世界一样”。后来波兰人称这为密茨凯维奇的“波兰民族救世论”。但这在当时就遭到了一些激进的波兰民主主义者的反对，说他所宣传的“天主教系统所造成的后果对波兰是有害的”，它“阻止我们的流亡者对波兰未来的状况所进行的一切探索，要我们虔诚地袖手旁观”。而密茨凯维奇本人后来也改变了他的这种观点，亲身投入到了波兰的民族解放斗争中，为此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他自己也付出了很大的牺牲。译者注。。但是他的这种观点在巴黎经过不断地普及造成的影响，在以后的文学发展的各个时期，特别是在对于波中关系一般的理解中依然可以感觉得到。直到今天，在知识阶层中依然有人存在着一种看法，认为欧洲将会受到中国莫名其妙的大规模侵犯。在毛泽东时代，有人开玩笑地说：中国人将会占领红场，然后来到波兰，用他们富有特色的带有红星的军帽把波兰覆盖起来。1995年，波兰著名的汉学家米叶奇斯瓦夫·耶日·金斯特在他的一部非常好的作品《马尔策尔·格拉内特评传》的序言中，对于我们和东方的相互关系是这么写的：对东方的兴趣在我们国内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说真的，这种倾向几百年来都主要是针对近东的，但是我们和远东的交往的传统比我们**眼见到的要深远些，它也比我们和一些近东国家的交往要古老些。因为我们有充分的根据，可以认为蒙古人的进犯，我们称为鞑靼人对我们的进犯，不仅给国家造成了毁灭，也使得我们对东方文明的某些因素有了许多了解。 和远东一些国家的交往虽然有这么古老的传统，但是在我们的社会中，对它们却只有一些很模糊的概念，经常局限在对某一组有趣的细节的了解，而并没有建立在对历史和文化知识领域深入研究的更加坚实的基础上。今天大家认为，中国作为远东*大的国家不仅在亚洲，而且在世界的政治格局中已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样就给波兰的读者至少提供了一些基本的信息，说明对于这个国家毫无疑问是要作出正确的反映的。米叶奇斯瓦夫·耶日·金斯特：《中国文明》，1995年，第9页。金斯特促进了我们和远东在文化知识上的紧密联系，他还撰写了大量的学术著作，首先是对中国的语言、文化和宗教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的著作有《波兰和中国的谈话》（1966）、《中国作品》（1970）、《中国*初的世纪》（1972、2007）、《中国的格言》（1977）、《孔夫子的事》（1983）、《中国神话》（1985、2001）、《中国的建筑传统》（1986）和它的中文版（1991）、《中国的艺术》（1991）、《中国文化史》（1994）、《中国艺术小词典》（1996）和《汉语》（2000）等。译者注。。在波兰，虽然有五所大学的中文系对中国的现代文学一直没有进行系统的研究，但是这种状况并不能改变在莫言和铁凝这样一些中国*著名的作家在他们出版的书的序和前言中所说明的事实：前者2012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里提到的铁凝是一位心理学流派的女作家，一位获诺贝尔奖的日本作家曾经毫不犹豫地认为她是世界上*杰出的女作家之一。 二 病态的阐释 遗憾的是，在波兰一直没有一部对中国*古老时期到现今的文学发展进行全面介绍的大著作，因此我们也就无法了解那些说明了每一个作家地位的庞大的很有价值的选集，和在这个民族文化史上不同时期所起的作用。这里能够提到的，只有1901年在波兰出版的唯一的一本中国文学史（包括日本文学）指尤利扬·阿多尔夫·希文奇茨基（1848—1932）撰写的《中国和日本文学史》。译者注。，我们今天很难说它是一本现代文学史*近出现的这一类的著作有W.雅布翁斯基主编的规模不大的《中国文学作品选》，1959年在华沙出版。，但是它的作者是一个高手，他能够把所有关于这个国家和它的语言、文化的信息都收集起来，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根据需要再作一些补充，从而写成了这样一部著作。此外，我们还能读到希文奇茨基关于中国的长城和大运河、乐器和歌曲的著作。一些对文学的研究和分析转向了对孔子和老子的哲学著作的研究。许多这样的著作虽然接触到了中国人的习性和拥有四万万子民的皇帝这样的论题，但是它们研究过于一般化，是不科学的：中国人是一个**保守的民族，他们习惯于保持*原始的生活方式，不管什么样的进步都只有在适合这种生活方式的前提下才能够接受，不能逾越那永远不变的界限。中国人一点儿也不追求他们的精神力量的全面发展，保持和谐的状态，而只是要求它的单一化。这种单一化的姿态在许多方面都占统治地位，阻碍了这种精神的自由发展，这就不能提高它的水平，而只能使它保持一种平庸凡俗的状态。中国这个国家的基础是家庭，这个家庭的创造是一个男人在结婚后*神圣的职责，也是土地赋予他的使命。一个家庭的*大的幸福是有了儿子，家庭的首脑是父亲，就像一个国家的首脑是皇帝一样，皇帝是四万万子民的父亲。尤利扬·阿多尔夫·希文奇茨基：《中国和日本文学史》，华沙，1901年，第66页。如果我们认为，关于皇帝的子民的说法只是一个比喻，那么那种过于单一的说法和对文学作品的分析越来越多地只注意它所描写的事件发生的地理位置和反映的宗教思想都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如果把孔子的哲学著作和孟子对于孔子的阐释都当成是文学作品，那也走得太远了，就好像莫名其妙地走进了一个动物园。在这种情况下，希文奇茨基就不能算是一个文学史家了。 从他那时开始，世界汉学的研究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虽然没有把《书经》的作者说成是孔子，但是人们都认为《诗经》和《礼记》这些很早就产生了的著作是属于儒家的。《中国和日本文学史》的作者对这些著作都进行了分析和研究，但他主要是介绍它们的内容，根本没有谈到它们的文学价值。在分析孟子、老子和道家的著作时，他也把其中的哲学和宗教思想的内容当成是属于文学的东西来进行研究，这种方法当然是值得怀疑的。这部文学史中有一系列很长的引文，作者只是根据西方的汉学家们作出的一般性的结论，对它们作了一些粗浅的分析：在所有的艺术中，诗歌在中国是人们*喜爱的和*普及的。在这里，大家都写诗，但正因为这样，真正的诗在中国并没有产生。说实在的，中国人写的诗在我们看来，只具有和中国音乐一样的艺术价值，它高过于后者只是它反映了历史和习俗的内容。我们在上面已经说了，一个中国人如果要应试，就一定要写诗。这个事实就充分地说明了中国人对于诗歌创作是个什么样的概念，每个要写诗的人都是这样……所有*重要的著作、所有的剧作和长篇小说等都掺杂着一些诗，这些诗当然都是一些押了韵的散文。诗歌首先要有幻想，这个中国人没有，此外还有那些能够产生幻想的因素，中国人也完全不具备。中国人的性格是讲实际的，他们的心思只关注于日常的事务，是一种散文的体现。他们即使有幻想，也很贫乏和冷漠，这种幻想不会出现在上等的作品中，因为它不能爆发任何一种火花，使别的民族的人产生灵感。我们看到，宗教信仰没有使中国人写出任何令人心醉神迷和富于诗意的情节。在日常生活中，一个女人就是一个非常下等的工具，她表现不出任何能够产生诗的激情的活泼和积极的因素。在社会生活中，一个中国人就是一台机器，按照永远不变的程式转动，这种不变的程式不能提供任何创作的热情和力量，也不能发现知识领域中新的天地。*后要说的是，中国人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他们从来都不敬仰那些战争中的英雄，可是这些英雄却以他们的行动能使各民族的诗人产生了幻想。尤利扬·阿多尔夫·希文奇茨基：《中国和日本文学史》，华沙，1901年，第219、229页。作者*后的这种说法当然不对，特别是这篇引文的结尾，请看吉狄马加在接受荷马勋章的典礼上发表的讲话中，对这是怎么说的。译者注。读到这一段话，我们就会想到它的作者到底知不知道什么是文学？他了解过很多世纪以来中国诗人的一些杰作没有？有趣的是，他对密茨凯维奇在诺沃格诺德克的一所多米尼克教派也称多明我会，为天主教托钵修会之一，1215年由西班牙人多明我创立于法国的图卢兹。译者注。的学校里接到了一个要写一首诗的任务是怎么报道的？希文奇茨基武断地认定中国的诗不接触现实，也没有幻想，说这是因为在很早很早以前就有一个要表现轻巧和细腻的标准，特别是要表现对宇宙和大自然的美。在谈到大自然时，作者虽然没有表现那么极端的看法，但是他所得出的结论，仍然是令人意外的：在一个中国的诗人看来，只有一种自然现象具有特殊的魅力，在他所有的诗歌作品中都有反映，但是对于自然的这种感受依然是很肤浅的。因为中国的诗人虽然很注意对大自然产生的各种不同现象进行观察，但他们并没有通过幻想的三棱镜去进行观察，只有通过幻想的三棱镜才能看得更深，才能使他们的诗歌富有色彩。在中国的诗中，一切都说得明明白白，很有规律，但是平凡，没有色彩。尤利扬·阿多尔夫·希文奇茨基：《中国和日本文学史》，华沙，1901年，第220、221页。没有必要再去引用希文奇茨基根据他任意选的几个中国诗人的作品发表的这些看法了，因为这里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表现出他的不满和自命不凡，这是一个欧洲作者的难以理解的高傲，认为西方文学比来自中国作者的作品要高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