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对话——戴秉国回忆录

　　《战略对话——戴秉国回忆录》：　　中国改革开放才只有30多年时间，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我们学习同外部世界打交道，还处于起步阶段。10年战略对话，为我们更好认识世界变化，清醒判断自身处境，科学谋划和实践和平发展，妥善处理与各国关系和国际争端，开展好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供了难得的深入思考、探索和学习的机会。　　10年的战略对话，对我自己也是难得的学习、思考、提高的机会。它帮助我更好地认识了世界，更好地认识了中国自己，更好地认识了我的对话伙伴所代表的国家，结交了一批颇具战略头脑的朋友，特别是更加懂得人口众多、块头很大、快速发展的中国应当如何同世界打交道，如何处理好同外部世界的关系，从而既有利于实现我们民族的伟大复兴，又能在更高水平上造福于全人类。　　本书是对10年战略对话及相关事件的一个粗略回顾，也穿插了一些我个人的感悟和思考，还有一点我早年的经历。这些经历，特别是新中国对我的培育和锻造，我从事对苏联工作和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从事党的对外工作所受的历练，对我主持好战略对话、完成很不轻松的使命是不无关系的，因为每一次对话都不仅是对体力和智力，更是对能力和意志的考验。　　令人高兴的是，今天，当这本回忆录问世的时候，中国外交又大大向前发展了。我相信，中国外交的未来必定会更加精彩。　　人都是有局限性的，我自己和这本书也不例外，诚恳欢迎读者指点批评。　　中苏关系大致可划为四个10年，即蜜月10年（1949-1959）、论战10年（1959-1969）、对抗10年（1969-1979）、谈判10年（1979-1989）。　　1949年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把新中国建成一个怎样的国家，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亟须回答的重要问题。在认真总结中国革命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的国际形势，我们党提出向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苏联模式也成为新中国模仿的榜样。　　首先需要肯定的是，苏联对新中国**个五年计划给予了宝贵的援助，为新中国奠定初步的工业基础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苏联支持在联合国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支持中国收复台湾，对于新生的共和国具有重大政治意义。新中国以苏联为师，梦想建成像苏联一样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过上像苏联人民一样富足的生活，当时人们的衣着打扮、音乐、戏剧、小说、电影等各方面都深受苏联影响，社会各领域都打上了苏联的烙印。中苏两国领导人互访频繁，两国人民友情深厚。　　但是，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上台，苏联内外政策都发生了变化。中苏在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并逐渐公开化。两国一步步从亲密盟友变成公开对骂的敌手，这种颠覆性的变化对中国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冲击。随着中苏关系越变越差，苏联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中苏分歧还从意识形态领域蔓延到国家安全领域。1969年3月2日，中苏边防部队在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5日，苏联方面打来政府专线电话，要求和周恩来总理或陈毅外长通电话，但我方的接线员拒绝转接，还斥骂了对方。15日，苏联出动大批装甲车、坦克和武装部队再次侵入珍宝岛地区，并向中国境内纵深进行炮击。中国边防部队打退苏军的三次猛烈进攻，保卫了国家领土。21日，苏方提出柯西金总理要求同毛泽东主席或者周恩来总理通电话，再次被我方话务员拒绝。后来，毛主席提出了批评：“电话是打给我的，怎么不报告我就拒绝了？”　　当晚，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紧急约见中国外交部苏欧司副司长，再次要求同中方领导人通电话。我们以备忘录形式答复苏方：鉴于当前情况，打电话不合适，如果苏方有话要讲，可以通过外交途径提出。当时，毛主席指示，准备外交谈判。随后，苏方得信后，提出恢复边界谈判。3月下旬，毛主席再次说：“要准备谈判，我看时候到了。”　　1969年8月，苏方在新疆铁列克提地区制造流血事件。当时有西方人士向我方透露，苏联领导人考虑对中国使用核武器，气氛骤然紧张。中国政府就此发表声明：“如果一小撮战争狂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袭击中国战略要地，那就是战争，那就是侵略，7亿中国人民就要奋起抵抗，用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当时，我们担心事情闹得不可收拾，内部也做好了*坏的准备。　　1969年9月11日，苏联总理柯西金在北京首都机场同周恩来总理举行会谈。两国总理同意中苏边界谈判应该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举行。10月20日，中苏两国副外长级边界谈判在北京举行。尽管谈判没有取得实质成果，但中苏关系有所缓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