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名史话

地名概述

　　地名是人类为便利自己的生产和生活而命定的地物或地域名称。所谓地物，既包括山、岭、河、湖、海一类的自然物，也包括人类建造、利用的一些人工物，如运河、道路、村落、城镇、矿山等。地域则是包括各类自然物与人工物所组成的大小不一、类别各异的区域，包括政区、自然区以及林带、渔场、工厂、农庄等等。这些地名所代表的区域是人们经常接触，甚至须臾不离的生活或劳动场所。因此，地名一出现，就与人类的社会生活结下了不解之缘。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生产的发展，人们的接触与交往也在日渐频繁且不断加强，地名的使用也随之日益广泛，它涉及工、农、运输、贸易、民政、外交以及国防等许多部门；另一方面，在地名使用过程中，地名本身又不断地发生演变。这种演变既包括地名空间位置的变动，又包括地名含义、语词特征以及随时间的推移而发生的地名更易等。因
而地名研究也就成为适应时代需要和社会要求的一项重要工作。
　　地名学是综合地研究地名的起源、含义、语词特征、演变和分布规律及其应用，且与历史地理学、地理学、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语言学、地图学密切关联的一门独立学科。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不仅目前所使用的地名居于世界各国之首，而且历史上曾经使用过的地名和出现的地名著作之多，也是其他任何国家难以比拟的。自古以来，记录和研究地名的著作逐渐形成了地名学问，其主要研究内容和任务是：地名学的理论和方法论；地名的渊源和沿革，即地名的产生、含义和演变；地名的分类；地名的地理分布规律；地名学发展史；方言地名及少数民族语地名；国内外地名书写的标准化，其包括地名正名、正字、正音、地名罗马化、地名译写原则和译写方法等方面；地名档案的建立和地名信息的处理；地名工具书的编纂等。在地名学研究的这些主要内容中，除地名学发展史与地名渊源和沿革的研究之外，基本上均属于当今地名问题研究。而地名学发展史的研究是对地名学整个发展过程的研究，因此它属于理论范畴的研究和研究方法与研究成果的总结，这决定了这一研究具有一定难度。但另一方面，它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指导地名研究深入发展的实际意义。
　　地名一般包括两个部分，即通名与专名。所谓通名，即山、川、河、湖、郡、县、省、区一类的名称，显示出地名的类别；专名才是某一类别中地名的特称。有人把通名比作人们的姓，将专名比作人们的名，仅有姓难以识别其人为谁，单有名也会混淆不清。在习惯上将寄往安徽省蚌埠市的信写作安徽蚌埠也可以，可是寄往山西省大同市的信写作山西大同则不合适，因为除大同市外，雁北地区还有一个大同县，单写大同则会造成邮递困难。所以这个通名不能省去。通名有时也会转化为专名，例如浙江是一条江名，浙是专名，江是通名，但在浙江省这个地名中，省是通名，江则是专名的一部分。又如沙市市与津市市这两个地名中，后一个市字是通名，前一个市字也是专名中的一部分。
　　我国目前的大小地名，大部分都有悠久的历史，这是因为1949年以后对于旧有地名可改可不改的一律不改。以县名为例，北京市所辖的八个县以及由县改区的房山，它们都有悠久的历史，其中昌平、平谷都可以上溯至汉代。上海市的九个市辖区县也都设立在1949年以前，所以它们既是当今地名，也是历史地名。所谓历史地名，应以1949年为界限，1949年前地名也称旧地名，1949年后有变更的可称为曾用名，这样比较合适。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汉族以外的兄弟民族人数虽少，但分布的地区却相当广大，这些民族地区语言也相当复杂，有些地名可能还是更古老民族命名的残存，加上汉语古今也有变化，汉译也会有不少分歧，所以探索这些地名的工作十分艰巨，更需要历史学家、民族学家与语言学家们与地名工作者通力合作，担负起这项艰巨任务。
　　我国历史悠久，封建社会延续的时间很长。在改朝换代过程中，由于易代改名、换帝改名以及避讳改名等，地名的变化更加复杂。在分裂时期更会形成一地多名或一名多地的混乱情况。以徐州为例，如果加上东、西、南、北等方位词，则可以多达数十处，北徐州北面会出现南徐州。与此类似的如豫州的西面却设置了东豫州。这种混乱情况令人难以捉摸，稍不慎重就会出现张冠李戴的错误。
　　地名是语言词汇，在书面语中都具有音、形、义三方面的内容。客观上“位”的内容也很重要，当然，位的内容也可以包括在义的内容之中。不过，在解释地名时未能确定其具体位置，则往往算是未得要领，可见位在音、形、义外，仍有单独列出的必要。在我国的历代政区中，同名甚至义亦类似的颇多，不用位来区别，则极易混淆。远的不说，即以清代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的政区为例，同时并存的就有四个“新城县”：1．直隶（今河北）新城县，治所在今新城县东南的新城镇；2．浙江新城县，县治在今富阳县西南的新登镇；3．江西省新城县（今黎川县）；4．山东省新城县，治所在今桓台县西。如果加上清代前或清代后所设的新城县，还可以列出一大堆，如不用位来区别，则会纠缠不清，所以用位作为一项要素来区别地名还是必要的。
　　义的探索也很复杂。义的探索是指解释地名渊源、总结地名命名规律，例如早在汉初成书的《公羊传》记桓公九年（公元前703年）：“京师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师者何？众也。天子之居，必以众大之辞言之。”《谷梁传》文公九年（公元前628年）：“京，大也；师，众也；言周必以众与大言之也。”并总结方位地名命名原则，“山南为阳，水北为阳”，开了地名渊源解释的先河。1949年后新设的一些市县，如黑龙江省的大庆市、山东省的东营市以及为纪念革命烈士所设的左权、靖宇、尚志、志丹等县，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在古代地名中，前人也有解释比较清楚的，例如山西的闻喜、河南的获嘉，都是汉武帝巡行途中听到平定南越、捕获吕嘉的消息后新设的县。也有一些政区得名于一些山、川、湖、海等，这较容易理解，但很多却是古人未加解释或者尚有争议未有结论的。例如赤壁之战的赤壁就有好几种说法，甚至把苏东坡作赋的赤壁（赤鼻矶）也扯上，出现所谓“文赤壁”与“武赤壁”的说法。解释地名不能望文生义，这就是宋人沈括所说的“郢都白雪，误于郢州。东海二疏，误于海州（今连云港市西南）。”白雪指阳春白雪，是古代高雅的名曲，即使楚国郢都的人会唱的也不多。郢都在今湖北省江陵县的纪南城遗址，而宋代郢州则在今湖北省的钟祥市境，与郢都并非一地。“二疏”指汉代学者疏广与疏受，他们叔侄俩是东海郡兰陵县（在今山东南部）人，宋代学者乐史（《太平寰宇记》的作者）在海州境内发现两座古墓，他认为是二疏的墓，这些都是将古代不同地名混为一谈的错误。总体来看，总结地名命名原则、解释地名渊源是我国传统地名学的主要研究内容之一。据陈桥驿研究，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解释渊源的地名达1052处，可分为自然地理地名和人文地理地名，包括24类。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对931处地名作了渊源解释，释名率达19%以上，也分为自然和人文地名两部分，总计也有24类。明代郭子章《郡县释名》对1400余个政区地名作了渊源的解释，同样涉及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20多个方面的内容。
　　在地名中，字形的复杂性曾给人们带来许多困难。1949年以后，有关部门曾经对一些生僻字、繁体字进行了简化，例如：陕西的盩厔县、鄠县、醴泉县、邠县、鄜县、沔县、汧阳简化为：周至县、户县、礼泉县、彬县、富县、勉县、千阳。又如青海的亹［mén门］源简化为门源，江西的雩都简化为于都等。可是在翻阅古籍时，难免还会遇到。此外，古籍中还有许多异体字，有些常用的繁体字也确实是够繁的，还有些字笔画并不多，如沫［mò末］与沬［mèi妹］，汜［sì巳］与氾［fàn泛］，都是水名，两组字都是相差无几，可是就难以分清。
　　在汉语中，地名读音往往与字形有关，所谓不认识的字，往往是指不识其形，当然也就难读其音，上述一些不常见的、简化前的地名就是如此。不过也有些常见的字在用作地名时却不按通常读音，这确是值得注意的事。例如：浙江省天台县与天台山的台读［tāi胎］，山西省洪洞县的洞字读［tóng同］，江西省铅山县的铅字读［yán沿］，广州市属县番禺的番读［pān潘］，河南开封市繁塔的繁读［pó婆］，等等，这些可能与古音的残存有关。还有一些地名用字是一字多读音的，例如堡字有的读［bǎo宝］，有的读［bǔ补］，有的读［pǔ普］。广东黄埔的埔字读［pǔ普］，大埔的埔字读［bù布］。两广一带墟字地名简化为圩［xū须］后，和江淮一带圩字地名中的圩［wéi围］字却又混淆了。我们这个文明古国，地名问题的复杂性可能也高居世界首位。
　　地名虽有大小不同的差别，但对地名工作者来说，即使是很小的地名，认识也要正确无误，否则也会造成很大损失，例如新疆境内有个火车站与辽宁境内一个新设的火车站同名，由沈阳某厂发往这个新车站的一车皮器材，却错发往新疆，发觉后又由新疆运回辽宁，试想这该是多么大的损失。又如一艘轮船在海上触礁，发出求援信号，但救援者查不到出事地点的名称，又如何进行营救。
　　本书讲的都是历史上的一些重要地名的形成和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