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诗词中的历史波澜

指点江山时的婉约情词
青年毛泽东作为一个“挥斥方遒”的高才书生，在长沙城内是人所瞩目的俊杰，自然也有丰富的感情生活。过去在神化领袖的时候，人们出于为尊者讳，长年避而不谈这些。其实，领袖是人不是神，是人就会有七情六欲，如今我们如实地讲述毛泽东年轻时的感情生活，不但不会有损领袖的形象，还能看到他为了追求改造社会的理想而牺牲某些个人情感。
毛泽东在**师范和新民学会时结识的朋友当中，有一位是长沙城内才貌双全的富豪之女陶毅，字斯咏。她生于1896年，原籍湘潭，于1916年考入朱剑凡先生创办的周南女子中学师范二班，与著名的女革命家向警予同窗。当年陶斯咏和向警予一样，是一位思想十分开放激进的女性，被称为“周南三杰”之一。在1918年成立的新民学会中，出色的女生有陶毅（斯咏）、任培道和向警予三人。向警予与蔡和森恋爱并走上革命的道路，于1928年在武汉被捕英勇牺牲。陶、任二人对毛泽东虽表敬佩却不赞成共产主义思想，她们后来也都成为知名人物。陶斯咏成为女教育家，曾开办学校，却不幸于1931年早早病逝。任培道到美国留学，回国后曾任校长，随国民党去了台湾并担任过立法院委员。
2007年中央电视台播出的《恰同学少年》，以许多镜头显示了陶斯咏的形象。在新民学会初期的多次讨论中，陶斯咏主张“教育救国”，也支持毛泽东“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口号，不过后来她不赞成也未走暴力革命的道路。毛陶之间由于家庭和政治追求等原因，*后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1918年6月，毛泽东从湖南**师范毕业。这时蔡和森从北京来信相告，说经过已到北京大学任教的杨昌济先生介绍，湖南学生赴法勤工俭学之事颇有可为，希望大家来京群策群力，将留法运动发展起来。得此消息，许多湖南学生奔走相告，各自筹措旅费。8月中旬，毛泽东带着25名同学从长沙起程赴京，这是他**次到北京，在那里又同自己恩师的女儿开始了恋爱。
毛泽东与杨开慧的相识，缘于自己的恩师、后来成为岳父的杨昌济。杨昌济于20世纪初留学于日本、英国，在国外学习10年后回到长沙任伦理学、教育学教授，一时成为闻名三湘的学者名流。他在长沙换过几个住处，寓所门上都挂着一块尺来长的铜牌，上面用隶书镌刻着“板仓杨”三个大字。从1913—1918年，这块铜牌在长沙城内不管悬于何处，总有莘莘学子慕名前来求教。在1914年，**师范的学生毛泽东也成为跨入“板仓杨”宅院的青年学生中的一员。
对这个出身农家、当过兵并操一口浓重的湘潭口音，却又“资质俊秀”的高个子青年，杨昌济很快就产生了兴趣，他在1915年4月的一篇日记中，曾这样写道：
“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仅隔一山，而两地之语言各异。其地在高山之中，聚族而居，人多务农，易于致富，富则往湘乡买田。风俗淳朴，烟赌甚稀。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毛生曾务农二年，民国反正时又曾当兵半年，亦有趣之履历也。”
对毛泽东来说，学识渊博的杨昌济成为当时他*崇敬的导师。在几年时间里，他和蔡和森、萧子升、陈昌等同学成了杨家的常客，每次登上门都伴随着一场长达数小时的学术上的求教和反复探讨，杨昌济和夫人还经常留这些学生吃饭。据当事者回忆，杨太太待人和蔼，烧得一手好菜，总是给学生们做很多吃的。日子久了，经常到杨家吃饭的这些青年有些不好意思，提出要交伙食费。杨昌济回答说如果愿意也未尝不可，因为外国有些大学也有这种做法，实际上他只允许自己喜爱的这些学生象征性地交一点钱。
在杨家的庭院里和餐桌上，毛泽东认识并熟悉了恩师的千金杨开慧。据当时与毛泽东、蔡和森一同经常出入杨家的萧子升后来回忆杨开慧说：
“她身材小巧玲珑，有张圆润的脸庞，长相有点像父亲，眼睛不太大，眼窝深眍。但她的皮肤却很白皙，全然没有继承父亲那样的黧黑。……吃饭的时候，开慧和她妈妈也加入我们。她们进来时，我们谁也不说话，仅仅礼节性地点头示意。整整两年，每个星期我们都是在飞快地、一声不响地埋头吃饭。当然我们并没有忘记别人的存在，谁也不可能表现得旁若无人。”
对于老师家中的女眷，那时的学生自然是应该采取这样的态度。不过杨家对这些青年们虽然都热情欢迎，却也有亲疏之分。杨昌济在长沙任教的5年间，弟子以千百数计，其中只对毛泽东、蔡和森二人格外看重，他曾对友人说过：“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杨昌济的夫人向振熙、儿子杨开智和独女杨开慧受父亲影响，对毛泽东、蔡和森这“二子”也有特殊的好印象。起初，年仅十几岁的杨开慧只是把常来常往的“润之”当成大哥哥，有时旁听他们谈讲学问和议论时政，毛泽东则把师父家中的这个小名“霞姑”的独女当作小妹妹。1918年6月，杨昌济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聘，赴北大任文科伦理学教授。杨开慧也随父母到北京，住进了地安门豆腐池胡同9号。同年9月间，25岁的毛泽东也来到北京。经杨昌济向李大钊推荐，毛泽东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了管理员，每月工资8块银元。后来美国记者斯诺访问陕北时，毛泽东曾向他回忆这段经历说： “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条件很可怜，可是在另一方面，故都的美对于我是一种丰富多彩、生动有趣的补偿。我住在一个叫作三眼井的地方，同另外七人住在一间小房子里。我们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时候，几乎挤得透不过气来。每逢我要翻身，得先同两边的人打招呼。”
当然，除了住宿方面的“可怜”条件外，进入文明古都的毛泽东在这里也受到了全新的文化氛围熏陶。这个出身农家的湖南青年，把大多数业余时间花在花园和古老的庭台楼宇之间，也引起了诗情和遐想。毛泽东对这段时间的生活也有特别美好的回忆，他看到了北方的早春，看到北海仍在结冰而树上已长出花骨朵的景色，以及带有冰晶的柳条。在这种如诗如画的景致中，毛泽东并不是孤单。在北京的日子里，他在工作之余经常往来杨家。这时的杨开慧已经出落成17岁的大姑娘，异地得遇同乡知己，又是过去敬佩的人，由此而生情。在紫禁城外的护城河边、北海的垂柳下，留下了二人并肩而行的倩影。
按照毛泽东1936年在陕北对斯诺回忆**次北京之行时所说：“在这里，我遇见而且爱上了杨开慧，她是我以前的伦理学教员杨昌济的女儿。”1919年春天毛泽东经上海返回湖南，临行前与杨开慧相约建立通信关系。随后杨开慧写出的信，称呼只是一个字“润”；毛泽东的回信称呼也是一个字“霞”。同年12月，毛泽东又率领湖南驱张代表团到北京，这一次到京有时就住在杨昌济家中。不过此刻正值杨昌济病重住院，毛泽东经常到医院看望。1920年1月杨昌济病逝，毛泽东帮助杨家料理后事并接待吊唁的人。在外人看来，这个青年的身份已不仅是杨家门生，而且成了家庭中的一员。 杨昌济病逝后，夫人携女返乡。不久，杨开慧在李淑一父亲的帮助下到长沙上中学，毛泽东则主持新民学会的工作。此刻在杨开慧心目中，毛泽东已是与自己生命紧密相连的爱人，甚至可以为他去死，杨开慧留下的日记中也表达了这种心愿。
据杨开慧的好朋友李淑一回忆，这时毛泽东曾向杨开慧写过情诗。李一纯（后来曾先后嫁过李立三、蔡和森）曾直接问毛泽东，到底是否喜欢“霞姑”？毛泽东明确表示自己心爱的人只有霞姑。
1920年末两人采取了新式结合形式，不做嫁妆，不坐花轿，不举行婚礼，只是寒假相约到长沙东郊的板仓杨家过春节，按他们的话就是“不作俗人之举”。作为一个感情丰富的诗人，毛泽东自然也会用诗词表达自己内心的男女之情。毛泽东所写的《虞美人·枕上》，应该是给杨开慧的表达感情之作。
毛泽东后来自我总结说：“我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现在留存的毛泽东诗词的确充满了豪放之气，而情诗中却也有婉约风格，尤其是青年毛泽东比较喜欢读李后主的词，也受这位亡国之君的风格影响。现在毛泽东诗词中典型的婉约之作，正是标明写于1921年的《虞美人·枕上》，也是他留下的一首罕见的爱情诗。当年杨开慧的好友李淑一曾记下过此词，在粉碎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后才对外披露。1983年5月22日，《解放军报》首次公开披露此词，由于是李淑一多年前的回忆，文字不一定准确。1994年12月26日，这首词在《人民日报》上正式发表，并刊登了毛泽东修改定稿的手迹。
虞美人·枕上
堆来枕上愁何状，
江海翻波浪。
夜长天色总难明，
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
晓来百念都灰尽，
剩有离人影。
一钩残月向西流，
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据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他生前十分珍惜这首词，虽未公开发表却多次修改。1961年，距写作这首词四十多年时，毛泽东又书写了这首词，赠送卫士张仙鹏并嘱咐由他保存。此后毛泽东又做修改，直至80岁时即1973年冬，毛泽东又交保健护士吴旭君用毛笔抄清保存，*后修定了全文。
这首动人的爱情词作，据当事者李淑一等人回忆是写给杨开慧的。尽管近年有些研究者存在异议，我认为这一判断是对的。这首词标明创作于1921年，创作这首《虞美人·枕上》时应该正值蜜月时期，或新婚不久，全文缠绵深情，这表达了青年毛泽东对杨开慧情深意长、缠绵悱恻的情感。尤其是“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颇有李后主风格。
除了这首《虞美人·枕上》，毛泽东还写过一首既有婉约风格也带有些豪气的《贺新郎》，他本人标明写于1923年12月。这首词略有悲凉之气，而且像“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以及“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一类的词句，颇有古代“长亭送别”的风格，可谓情诗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