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贞史学研究 修订版

一、王世贞与严嵩 王世贞与严嵩的关系长期以来一直备受关注，围绕他们二人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对王忬之死严嵩应负何种责任；二是严嵩被列入《明史·奸臣传》与王世贞是否有关。长期以来学术界并未取得一致意见，略论之如次。 王世贞举进士后，却不谒馆试，因为“耻从柄臣道地”。当时其父王忬告诫他：“士重始进，即名位当自致，毋濡迹权路。”王世贞牢记父亲教诲，入仕以后，对权贵始终敬而远之，对文人社团却极为热心。王世贞重视作为文人的身份，而作为文人重视自我的追求与个人价值身份的肯定，这种肯定不是官场的职位，而是在文人社团中的地位。而这种社团是游离于政治之外的。初入仕途的王世贞不是谋求高官厚职，而是充分展示文人的本色，广交天下文士。 嘉靖二十六年（1547）四月，王世贞以进士入大理院，次年为刑部郎，即参加京师王宗沐等人组织的诗社。不久，授刑部主事。嘉靖二十八年（1549），与李攀龙交往，从此诗文唱和无虚日。王世贞诗文皆好，在文人社团中声名鹊起。王世贞自言： 余为郎燕京时，颇得游诸名隽间，而诸名隽独盛于庚戌（1550，时王世贞二十五岁，中进士三年）之对公车者。若吴兴徐子与（中行）、武昌吴明卿（国伦）、广陵宗子相（臣）、南海梁公实（有誉），以气谊相激昂还往，至穷昕夕亡间。未几而豫章余德甫（曰德）、铜梁张肖甫（佳胤）、郢上高伯宗（岱）、吾郡徐子言（诗）亦阑入焉，相与修觞酒觚翰之政。 王世贞与这些新科进士，吟诗作文，间亦臧否时政，但实质上只是文人之间的活动。陈继儒称之“以刑曹郎与李于麟诸子日相唱和，名夺公卿间”。《明史》称：“世贞好为诗古文，官京师，入王宗沐、李先芳、吴维岳等诗社，又与李攀龙、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辈相唱和，绍述何、李，名益日盛。”在文人社团中，诸新科进士意气风发，毫不掩饰，“诸人多少年，才高气锐，互相标榜，视当世无人”。年轻气盛，既觉得当时无人，亦不以权贵为意，自然也就容易得罪他们。而王世贞相当自负，随着文坛上声名日盛，士人间互相激宕，有议论之曰：“都人士聚而叹曰‘王弇州文而豪，乃任吏耶？’公益自负，强项如故，而又性不能曲事权贵人，往往肮脏守法。”可见，一开始，王世贞就热心文人社团活动，对于权贵不肯曲意奉承，在政治与文化双重专制的明代，注定王世贞仕途的坎坷与不平。王世贞对自己仕途的坎坷有深切的体会，道： 然余往者则已有一时名，既名日以削，而宦日以薄，守尚书郎满九岁仅得迁为按察，治青齐兵，此其意将困余以所不习故。於乎！即令余未见嫉，司命削其官，与田父、猎徒角寸阴于南山之下，又不可；而使之御魑魅、咏山鬼，亦有以自乐也，乌在其为困哉！ 自古文人的秉性即有不事权贵的风范，王世贞以文人而自负， 因而引起权贵嫉恨，使得他仕途上陷于困境，无法施展才干，王世贞也就只得自我解嘲了。王世贞首先是一个文人，而他在随后的岁月里，又多年担当文人领袖，文人的身份注定了他仕途的坎坷。对权贵不依附、不逢迎，反而处处唱反调，而对文人则大加笼络。王世贞平生看重的是作为文人与史家的身份，无论是吟诗作文，还是修史以传之后世、藏之名山，都是文人的志向，所以王世贞志向更多的是希望成为一流的文人与一流的史家。正如前面提到，王世贞入仕后，就热心于文人的社团活动，后来与李攀龙同为天下文坛宗主。李攀龙去世后，王世贞独主文坛二十年。《明史》称： 世贞始与李攀龙狎主文盟，攀龙殁，独操柄二十年。才*高，地望*显，声华意气笼盖海内。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门下。片言褒赏，声价骤起。 天下文人皆奔走于王世贞门下，王世贞对此非常看重，尤重视提携后进，奖掖不遗余力。陈继儒称之：“公之奖护后进，衣食寒士，惓惓如若己出。”王锡爵亦赞之：“尤好以文字奖掖人，后生初学每得公一言品题，一面倾吐，则或希声射影，传相引重……以故人皆归心。”王世贞作为文坛领袖，对后学有循循长者之风，故在文坛有极高的威望。在“反智”高涨而极端专制的明代，文坛领袖注定是被摧残的对象。 王世贞为刑部主事时，有一阎姓犯人藏在当时权贵锦衣卫陆炳家，王世贞竟从陆炳家把他抓走，陆炳求首辅严嵩说情，王世贞竟不予理睬。*初严嵩鉴于王世贞的才气，有意笼络他，王世贞不仅不领情，反而故意讥讽。王锡爵言：“时分宜相当国，雅重公才名，数令具酒食征逐，微论相指，欲阴收公门下，公意不善也。”而文人间的唱和，颇令严嵩顾忌，王世贞自言道：“吟咏时流布人间，或称七子，或八子。吾曹实未尝相标榜也，而分宜氏当国，自谓得旁采风雅权，谗者间之，眈眈虎视，俱不免矣。”严嵩是权臣首辅，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所谓“旁采风雅权”，严嵩想控制他们，这正是“反智”的一种重要表现，因为他是掌权者，所谓“有位者必有德”，但王世贞等人并不服从，故严嵩就要借机打击他们。更何况王世贞故意不买严嵩的账，令严嵩相当不满。多年后王世贞回忆这段时期的事情时，写道： 嘉靖中，余守尚书郎，九岁不迁，当自劾罢。客有过者， 谓贵人申申而詈：子非吴中小儿耶？奈何阔武膺视，不置长安睫间也？而又多使酒骂坐，抵掌谈说世事。一二少年嬲之不休，夫夫安能自罢！客谓：“吾子敖士也。”余愧谢无有。因忆曩者不自怿，间从历下小妇索苦满引，实不敢作步兵眼孔向人。性畏热，伏时从曹中还，以急谢谒剌，不善捉发，晨恒令家人捉之，以故蓬解不受栉，腰腹小肥，磬折差碍耳。即使酒骂坐，与世龌龊争长，岂真能为敖者。 由此可见，王世贞生性有一种傲气，所谓“使酒骂坐”“谈说世事”，正是士人历来的特性，而他这种性格正是当政者所难容的，是“反智”首当其冲的目标，也是*遭当权者忌恨的，故而他一直备受压制。但王世贞并没有从这种事情中吸取教训，他始终与严嵩对着干。沈德符从另一角度谈及这个时期王世贞与严嵩父子的关系，“王弇州为曹郎，故与分宜父子善，然第因乃翁思质（忬） 方总督蓟辽，姑示密以防其忮，而心甚薄之。每与严世蕃宴饮，辄出恶谑侮之，已不能堪。会王弟敬美继登第，分宜呼诸孙切责，以不克负荷，诃诮之。世蕃益恨望，日谮于父前，分宜遂欲以长史处之，赖徐华亭（阶）力救得免”。后来同榜进士杨继盛弹劾严嵩十大罪，严嵩不仅未动毫发，反而将杨继盛处以斩刑。杨继盛夫人上疏求救，王世贞亲为润色疏文。临刑前，杨继盛托孤于王世贞。杨继盛问斩以后，王世贞祭奠并亲为其收丧，“严氏微闻之，意不乐”。严嵩几度“意欲引置公为重，数近而公数远之，终不能笼公”。几度接触，王世贞皆不为所动。正因如此，严嵩在等待机会，以惩处这位不知天高地厚的“大才子”。 嘉靖二十九年（1550），俺答汗犯大同，并围困北京达八日之久，而严嵩指令党羽丁汝夔、仇鸾坚壁清野，勿与俺答战，这就是“庚戌之变”。次年正月，锦衣卫经历沈炼即上《早正奸臣误国以决征虏策》疏，直接指陈“今虏寇之来者，三尺童子皆知严嵩父子之所致也”，弹劾严嵩父子“十大罪状”。严嵩不仅未受丝毫损害，大学士李本在严世蕃的授意下，票拟圣旨，将沈炼杖责并流放塞外保安。嘉靖三十六年（1557）十月，其党羽以“捕诸白莲教通叛者，窜炼名籍中，以叛闻，下兵部议尚书许论不为申理，嵩竟杀之，籍其家”。王世贞父亲王忬获知严嵩曲杀沈炼经历，非常气愤，“复对众指斥其奸，嵩闻知愈加切齿”。于是严嵩就寻找机会，报复王世贞父子。 嘉靖三十八年（1559），王忬以滦河战事失利，诏逮下狱。王世贞当即辞官，与弟王世懋日在京师，托门说客，求乞于严嵩及诸权贵，但*终没有结果。嘉靖三十九年（1560）十月，其父被杀。王世贞扶柩归乡，从此归隐不出。王世贞认为其父被杀乃严嵩落井下石的结果。隆庆元年（1567），王世贞向同榜进士、内阁大学士李春芳上书，谈及其父被杀原因时说： 至于严氏所以切齿于先人者有三：其一，乙卯冬，仲芳兄（杨继盛）且论报，世贞不自揣，托所知为严氏解救，不遂。已见其嫂代死疏辞戆，少为笔削。就义之后，躬视含殓， 经纪其丧。为奸人某某文饰以媚严氏。先人闻报，弹指唾骂， 亦为所诇。其二，杨某（指宣大总督杨顺）为严氏报仇，曲杀沈炼，奸罪万状，先人以比壤之故，心不能平，间有指斥。渠误谓青琐之抨，先人预力，必欲报之而后已。其三，严氏与今元老相公（徐阶）方水火，时先人偶辱见收葭莩之末。渠复大疑有所弃就，奸人从中搆，牢不可解。以故练兵一事，于拟票内，一则曰大不如前，一则曰一卒不练，所以阴夺先帝之心而中伤先人者深矣。预报贼耗，则曰王某恐吓朝廷，多费军饷。虏贼既退，则曰将士欲战，王其不肯。兹谤既腾，虽使曾参为子，慈母有不投杼者哉！ 这是王世贞向李春芳进言严嵩之所以迫害其父之原因，所以王世贞认为其父被杀，严嵩是应负责任的，这一点也是学术界所公认的。但王忬被杀，严嵩是否起了*为关键的作用呢？王世贞是否亦认为严嵩对其父之死应负全部责任呢？对此学术界则有不同的看法，试细论之。 王世贞自始至终认为其父被杀是严嵩“阴夺先帝之心而中伤” 的结果，是故对严氏父子有不共戴天之仇。而*初王、严两家并无深仇大恨，只因一件件小事积忤成仇，以致*后有杀父之恨。即便如此，王世贞觉得*后决断还是出于世宗之手，以他作为史学家的眼光，他自然知道世宗的处事风格，王世贞论及世宗及严嵩与世宗的关系，道： 当是时，上深坐宫中，欲以威服远摄连率大臣，时时有所逮讯，若阮鹗、吴嘉会、章焕等多从重典。虽甚亲礼嵩而不尽信之，间一取独断，或故示异同，欲以杀离其势。而嵩与世蕃能得其窽，欲有所解救，则必顺上意极詈之，而婉曲解释，以中上所不忍；其欲有排陷，必先称其微露若与彼亲者，而以冷语中之，或触上所耻与讳，上更为之怒。以是，卒不能脱其笼络而威福益广。 王世贞认为严嵩深得帝意的根源乃是他摸透了世宗的脾性， 故能巧借世宗皇帝之手而达到其打击政敌的目的。但有关大事的决断皆出自“圣裁”，是由世宗本人决定的，王世贞对这一点也是深信不疑的。范守己也称：世宗“大张弛、大封拜、大诛赏，皆出独断，至不可测度哉”。可见，世宗大权独揽，当时的人是坚信这一点的。因此王忬被杀，王世贞亦知是世宗*后决断的。所以事实上，王世贞并不认为严嵩对其父之被杀应负全部之责，而是指出他确实有推波助澜、落井下石的责任，所以他说严嵩“阴夺先帝之心而中伤先人者深矣”，这是王世贞怪罪严嵩的原因。 王世贞与严嵩既有此仇恨，而王世贞在《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等史书中，又掩饰不住对严嵩的贬斥与厌恶，又有言在明末清初广为人知的、丑化严嵩的戏剧《鸣凤记》是王世贞所作，清官修《明史》则将严嵩定位奸臣，入《奸臣传》，于是，学术界咸认为严嵩被定为奸臣，与王世贞有直接的关系。即便当代学者，如美国学者苏均炜、新加坡学者李焯然和江西学者曹国庆等皆有此论。他们都有自己的立场，也举出了各种史料予以支持，例如李焯然就说严嵩对嘉靖一朝亦有许多功绩，而他所重用之臣并非全是无能无德之辈，不能一概抹杀。且言：“严嵩对世宗皇帝，他可以说是一个忠臣。而在外廷，面对政府的官员，他是一个权臣。严嵩的忠， 是鞠躬尽瘁、俯首听命的忠，这也是在世宗这种皇帝底下唯一可以存在和得到信任的‘为臣之道’。”又说：“从另一角度看，如果我们认为严嵩对世宗的举动是过于奉承和谄媚，那么，严嵩的忠也可以说是庸。如因为这样便说严嵩是奸臣，是过分苛刻的。”所论甚是。不过，王世贞在《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中从另一角度表达了几乎完全相同的意思，王世贞也并没有指名道姓地说严嵩就是奸臣，评断人物也较为客观。 而清修《明史》，即便是秉承了王世贞《首辅传》的评断，而将严嵩列入《奸臣传》，也不能将责任推到王世贞身上。究其原因： 一方面，清修《明史》有其取舍标准，前人的资料只是参考，故不可太夸张前人的影响。《明史·奸臣传》所谓奸臣之标准是：“必其窃弄威柄、搆结祸乱、动摇宗祏、屠害忠良、心迹俱恶、终身阴贼者，始加以恶名而不敢辞。”胡惟庸、陈瑛、周延儒、温体仁、马士英莫不如此。二则，*重要的是看看严嵩本人的作为，严嵩与《明史·奸臣传》所收录的其他几位相比，所干坏事并不逊色。《明史》称：“嵩无他才略，唯一意媚上，窃权罔利。帝英察自信，果刑戮，颇护己短，嵩以故得因事激帝怒，戕害人以成其私。张经、李天宠、王忬之死，嵩皆有力焉。前后劾嵩、世蕃者，谢瑜、叶经、童汉臣、赵锦、王宗茂、何维柏、王晔、陈垲、厉汝进、沈炼、徐学诗、杨继盛、周鈇、吴时来、张翀、董传策皆被遣。经、炼用他过置之死。继盛附张经疏尾杀之。他所不悦，假迁除考察以斥者甚众，皆未尝有迹也。”严嵩有这么多的“冤魂债主”，再加上他儿子严世蕃的助纣为虐，故而列入《奸臣传》是罪有应得。三则，明末清初，有关贬斥严嵩的戏剧、小说广为人知，严嵩在民众心目中早已是臭名昭著，或许王世贞在其中起过一些作用，但民众的心态非他一人所能左右，而是自沈炼、杨继盛等诸臣弹劾严嵩以来，民众同情他们的命运，接受并认同他们的观点，逐渐发展的结果。 总之，由于王世贞的不亲附，入仕一开始就把自己处于权臣首辅严嵩的对立面，又因他才高气傲，屡次冒犯严嵩，终成了被打击的对象，成了严嵩“反智”的牺牲品。杨继盛事件、沈炼事件，王世贞父子都表现出与严嵩完全不同的态度，从而更引起了严嵩的不满，严嵩遂从各方面对王世贞加以压制，不迁王世贞官职。他又借王忬领兵失事，将王忬推向刑场，同时也是对王世贞致命的一击。尽管王世贞在《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中对严嵩有所讥刺，但因此而将清修《明史》将严嵩列入《奸臣传》的责任推到王世贞头上是不当的，也过分夸大了王世贞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