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令国家的转变:奈良时代-平安时代前期(讲谈社·日本的历史03)

前言模糊不清的9世纪印象
本书讨论的范围是8世纪末至10世纪初，论述中心是9世纪。换言之，本书主要论述平安时代初期的内容。人们通常对这一时期抱有怎样的印象？恐怕半数以上的人对该时期都有着模糊不清的印象吧。受众多美术作品、文学作品以及保存下来的古建筑的影响，即便不深究细琢，人们也能对天平时代、王朝贵族的时代建立起清晰的形象。与之相对，人们却很难把握平安时代初期的情况，可以说对这一时期人们是比较生疏的。
一般人即便想不起来不空羂索观音像的面容，也不会忘记日光菩萨、月光菩萨尽显尊贵的体态，而鸟毛立女图和吉祥天女丰腴的身姿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因此我们也能理解为何每年秋天日本都要举办正仓院展，而且每次正仓院展总是排着长队了。另一方面，《源氏物语》《枕草子》等日本文学古典名著也不遗笔力地描绘了10世纪后半至11世纪王朝贵族社会的图景。同时，秋天的净琉璃寺也呈现出一种不可言传的雅趣。
诞生于9世纪、夹在上述两个时期之间的文化在日本文化史上被称为“弘仁、贞观文化”。这一时期的文化虽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却缺乏魅力和亲民性。主要代表为密教佛像、佛画以及汉文学作品。这些密教佛像很难看出什么大慈大悲，姿态也并不能震撼人心。即便有人能背诵几首唐诗或《万叶集》里的和歌，但要完整背诵一首平安时代的汉诗，恐怕也已经是万里挑一了。当然，笔者也不例外。总而言之，在今天看来平安时代的作品是缺乏魅力的。其中能让人感受到美感的，也只有室生寺的五重塔之类吧。
如此看来，9世纪通常并没有那么受欢迎，这与历史学家的评价有些出入。历史学家们认为，9世纪是非常有趣的时期。不过也有人认为，学者多少有些古怪，所以他们才那样说。有鉴于此，笔者想先针对这个因人而异的9世纪印象展开简单的说明。
首先，请大家在脑海里描绘一幅“律令国家重建”的画面，然后推倒重建，描绘一幅“律令制瓦解”的画面。这样一来，由户籍造成的差异便明显地显现出来，伪籍一目了然，班田收授也随之越来越难施行。可以说，上述几点正是这一时期的典型特征。
然而，有实力的农民在同一个时期成长起来，向负名、田堵，甚至是名主阶层发展。尽管武士团的起源问题存在很大争议，但有一点毋庸置疑，即地方武装势力为其提供了有力的基础。如果说像原胜郎所指出的那样，9世纪是日本从模仿中国文化之皮毛的状态中脱离出来，并形成亚洲唯一一个类似于西欧的封建社会的萌芽期，那么问题就来了—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在9世纪？当我们这样思考时，9世纪在日本史上的重要地位便不言自明了。北山茂夫论述该时期的著作《平安京》（《日本的历史》第4卷），就是他在兼顾上述两个方面的前提下，以一般读者为受众得出的研究成果。
然而在当时的研究动向中，“从国际关系看日本”这一视角被完全抛弃。简而言之，当时的学界认为，既然日本已经逐渐脱离东亚世界，那么不考虑国际关系也相当自然。因此，研究人员*多也就是把国际关系当成了其中的一个插曲。
还有一个被忽视的方面。桑原武夫在批评前述北山茂夫的著作时说：“北山氏似乎对孕育出《古今和歌集》的社会环境并不持有肯定态度……这里面有一种与日本永恒的美密切相关的东西，难道不是吗？”（桑原武夫《日本史的特色》）的确如此，《古今和歌集》虽然是10世纪初编纂的，但收录于其中的和歌却是在9世纪中期臻于完善的。在论述所谓的历史发展时，历史学者重视的是生产现场的形态以及变化。不过也有人认为，从文化史的层面来说，9世纪是10世纪的母体，因此我们应该重新评价9世纪。
而如何理解日本律令制的发展这一问题，又与上述问题微妙地交织在一起，成为迄今为止的研究中的一个基轴。我们是否可以说，律令制在奈良时代渗透至社会的各层面，然后又在平安时代土崩瓦解呢？积极研究这一问题的吉田孝认为，9世纪时，日本已完成古典国制的建设。他在为普通读者重新撰写的《古代国家的足迹》（《大系日本的历史》第三卷）及《日本的诞生》等著作中，向我们明确阐释了其这一观点。历来的研究往往是在9世纪寻找中世社会的萌芽，而吉田孝则提出了新的观点。他认为，9世纪是日本古代的完成时期，同时也是中世以后的范本。不过，吉田氏用来佐证日本古典国制的具体例子仅仅是征夷大将军、摄政、关白等，不免给人稍欠脉络、徒以罗列之感。
另一方面，在北山氏和吉田氏之间，早川庄八也围绕这一时期撰写过一本面向普通读者的通史著作《律令国家》（《日本的历史》第4卷）。在其后的研究中，早川庄八基于对宣命的语言分析，认为天皇的形态以9世纪的桓武朝为界开始出现变化，并成为其后制度的基础（早川庄八《律令国家、王朝国家中的天皇》）。从这一观点来看，9世纪之初应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