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的使命(第二版)

性别关系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今天，人们对两性关系的敏感程度似乎与50年前完全不同。许多男性在更浓厚的性别平等的新氛围中经历的困难，通常可以总结为“男子气概危机”。这种新的提法，*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描述了一种据说是前所未闻的景象。“危机”一词似乎比较恰当，用来形容在不同领域同时发生的令人困惑的变化。首先，据说男性正在输掉性别之战。女性在工作和公共生活中以牺牲男性利益为代价而获得晋升，现在男孩在学校的表现落后于女孩的程度，引起了很多人的焦虑。家庭内部的权力平衡也发生了变化：离婚诉讼往往是由妻子提出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孩子的监护权被判给母亲。其次，经济对劳动力的需求正变得对男性不利。对年轻男性毕业生而言，对非技能性体力劳动的需求越来越少，而在事业中，男性再也不能指望他们的工作处在直线发展之中。在过去，男性中产阶级在其中占了很大比重。安东尼?克莱尔(Anthony Clare)写道，如果工作曾被用来定义男子气概，那么现在已不再如此。 再次，性倾向的深刻变化已经重新定义了男子气概。同性恋解放运动促进了狭隘的异性恋的男性文化发展出千变万化的风格和实践：对一些人来说，这是一种令人兴奋的解放，但对那些以“融入”社会为主要目标的人来说，这是一种深深的迷失。再谈谈艾滋病的流行，在*严重的时候，艾滋病对所有性活跃的人都是一种威胁，尤其冲击了男子气概与性能力评价之间由来已久的“等号”。以上这些悲惨的故事可以用一句话概括：男性不仅失去了权力和影响力，而且丧失了作为主导性别的合法性。 在很大程度上，20世纪90年代的性别问题在100年前就有征兆了。的确，1990年，伊莱恩·肖沃尔特(Elaine Showalter)针对“19世纪末”（Fin de siècle）的问题写了一本题为“性无政府主义”(Sexual Anarchy)的大众图书，正是基于这一前提。在19世纪90年代，中上层阶级的男子气概遭到两方面的质疑。**，来自当时媒体所谓的“新女性”，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女儿们的反抗”：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年轻女性放弃了家庭的保护，转而以记者或教师的身份过着独立的生活。她们单独生活或与一位女性朋友住在一起；她们在没有监护人的情况下自由交往——这一社会趋势完美地体现在女自行车手身上；她们声称在智力上与男性是平等的。 第二，虽然“新女性”标签只适用于未婚女性，但妻子地位的变化同样影响深远。19世纪90年代的已婚妇女成为过去20年来一系列司法改革的受益者，这些改革加强了她们的财产权、儿童监护权和婚姻受到侵害时寻求赔偿的权利。许多观察人士认为，除了法律意义之外，这些变化还赋予妻子新的自尊和自信，促使她们在某些情况下提出分居。 当年轻男子开始以更平等的条件与女性协商时，丈夫对妻子的权利反而变得有条件了。人们普遍认为，父权制将一去不复返。